?。ㄗ髡邽樵襁M中央組織部部長鄭芳龍。本文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解放戰(zhàn)爭時期第二條戰(zhàn)線》（愛國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卷下冊），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民主促進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下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民進與黨生死與共，親密合作，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與黨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民進是在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重要歷史關頭，為推進愛國民主運動的發(fā)展，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它的誕生有一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過程。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全國人民渴望中國從此出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局面。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的意志，提出了堅持和平、民主、團結，建立一個獨立統(tǒng)一、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總方針。但是蔣介石卻想獨吞抗戰(zhàn)勝利的果實，堅持內戰(zhàn)、獨裁、賣國的方針。他懾于輿論的壓力，也為了爭取時間發(fā)動更大規(guī)模的內戰(zhàn)，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在談判中，國民黨反動派在“統(tǒng)一軍令”和“統(tǒng)一政令”的借口下，妄圖以所謂“先軍隊國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軍隊和解放區(qū)“化”掉。在和談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qū)的進攻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特務到處橫行，“劫收”大員貪贓枉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風起云涌。民進的發(fā)起人，以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林漢達、趙樸初等同志為代表，是一批具有崇高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愛民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民進成立前，他們或在進步報刊上發(fā)表文章，或深入學校和群眾團體作講演，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揭露國民黨反動政策，鼓勵和支持群眾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

　　民進成立前，有兩個時事座談會：一個是以馬敘倫為首的文化、教育、出版界進步的知識分子參加的座談會；一個是以王紹鏊為首的主要是進步的工商界上層人士參加的座談會。這兩個座談會經常議論時事形勢，或聯(lián)合發(fā)表文章，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為了有利于開展斗爭，大家感到有組織起來的必要。參加這兩個座談會的同志中，有些是中共地下黨員，有些則與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負責同志關系十分密切。例如，民進發(fā)起人之一陳巳生，是關勒銘金筆廠董事長。中共上海分局書記劉曉就是以關勒銘金筆廠經理的身份作掩護的。再如，由地下黨投資經營的東方聯(lián)合營業(yè)公司，董事長是民進發(fā)起人之一、梅林油漆公司總經理馮少山。擔任經理、國外業(yè)務部副經理和高級職員的，分別是梅達君、張紀元、萬景光，他們都是中共黨員，也都是民進的發(fā)起人。當時地下黨領導人也認為有必要在上海進步人士中間組建一個新的民主黨派，因此經過梅達君等同志的奔走聯(lián)系，促進了這兩股力量的匯合，這是成立民進的組織基礎。

　　民進成立后通過的第一個文件中明確指出：“現階段的中國，民主實在是統(tǒng)一的基礎，同時又是統(tǒng)一的內容，統(tǒng)一的目的”，“統(tǒng)一而不以民主為前提，決無法實現”。這對當時蔣介石提出的“先統(tǒng)一后民主”的論調，是針鋒相對的回答，反映了民進一成立就毅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民進創(chuàng)建時期，有不少會員在黨領導或支持的進步報刊工作。其中有《民主》周刊主編鄭振鐸，《周報》主編柯靈、唐弢，（柯靈還擔任《文匯報》“讀者的話”主編），《聯(lián)合日報》總編馮賓符，《文萃》周刊負責人孟秋江，《新文化》主編周建人等同志。民進領導人和許多會員在這些報刊上發(fā)表了大量文章，鼓吹民主、和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zhàn)，假民主、真獨裁的陰謀。這些文章不僅呼出了人民的聲音，擴大了進步輿論的影響，而且對喚醒和動員更多的群眾參加愛國民主運動起了促進作用。為了在更大規(guī)模上喚起和動員群眾，實行各愛國民主力量的聯(lián)合，結成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在黨的領導和支持下，于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團體聯(lián)合會（開始時有52個社會團體參加，后來發(fā)展到91個社會組織）。為什么每當我們談到解放前民進的歷史時，總要聯(lián)系上海人民團體聯(lián)合會的歷史呢？這是因為(1)民進是受各界代表委托，發(fā)起籌建這個聯(lián)合會的主要單位。(2)這個聯(lián)合會29名理事中，民進占了10名；9名常務理事中，民進占了4名。聯(lián)合會所設的各工作機構的負責人中多數是民進同志，王紹鏊、徐伯昕、梅達君等同志都是實際負責人(梅任秘書長)。(3)聯(lián)合會的成立標志著當時上海愛國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此后民進的一些重要活動，大多是過這個組織發(fā)揮作用的。

　　解放前，民進不僅得到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同志對開展斗爭的支持和指導，而且還得到當時中共代表團的親切關懷和及時指導?！吨泄采虾｜h史大事紀》中，僅1946年就有如下記載：“5月12日，陸定一在滬期間與民主黨派、愛國人士黃炎培、馬敘倫、郭沫若、許廣平等廣泛接觸交談后返南京?！?月18日董必武同馬敘倫、郭沫若、林漢達等會晤，決定以各種方式制止內戰(zhàn)。特別是敬愛的周恩來同志，雖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每次從南京到上海，總要與馬敘倫等民進領導人晤談，給民進領導人以親切的鼓勵和指導。民進在聲勢浩大的1946年“六·二三”和平請愿運動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是民進歷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一運動是經周恩來同志同意后由上海黨領導并組織發(fā)動的。1946年6月的上海黨史中記載：“周恩來同意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書記華崗建議由上海市人民選派代表團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對內戰(zhàn)的請愿。由上海工委副書記劉少文和張執(zhí)一先后轉達劉曉、劉長勝。上海黨領導根據中央關于‘不要提過左的口號和行動的指示’決定通過海人民團體聯(lián)合會和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lián)合會，發(fā)動群眾推選代表，組成上海人民和平請愿團赴南京請愿，并由各工作委員會負責發(fā)動群眾，組織群眾歡送代表和游行示威，并指定張執(zhí)一在黨內擔任歡送請愿團和游行示威的秘密總指揮”。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車站開歡送大會時，擔任大會主席團的有王紹鏊、陶行知、林漢達。上海黨領導人劉曉、劉長勝等都到現場。黨史中說：“這次反內戰(zhàn)、爭和平的大規(guī)模行動，為上海人民斗爭史上所罕見?！?/p>

　　以馬敘倫為團長的上海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時，國民黨派遣特務暴徒窮兇極惡地毆打請愿代表和記者。馬老和代表團成員雷潔瓊、閻寶航、陳震中都受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當天晚上，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同志趕到醫(yī)院向馬老等表示親切慰問。周恩來神情嚴肅地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笔录l(fā)生第二天，周恩來對國民黨反動當局制造此次暴行提出嚴重抗議，并提出嚴懲禍首、追究責任等六項要求。不久，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從延安打電報給馬老等表示慰問。電報中說：“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可見好戰(zhàn)分子不惜自絕于人民。中共一貫堅持和平方針，誓與全國人民一致為阻止內戰(zhàn)、爭取和平奮斗?！薄跋玛P慘案”發(fā)生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抗議國民黨法西斯暴行的高潮，同時也使民進同志和廣大群眾進一步認識到只有自己行動起來，積極投入到反對內戰(zhàn)的人民運動中去，才有可能制止內戰(zhàn)，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正如馬老對周恩來說的，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

　　“六·二三”下關事件以后，國民黨反動當局進一步破壞和平談判，發(fā)動了全面內戰(zhàn)。1946年10月20日，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邀請郭沫若、馬寅初和馬敘倫、許廣平等民進同志座談。周恩來指出：“中共代表團將要撤回延安，但不論南京還是上海，我們一定要回來的?！边@番話表達了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也給在座同志極大的鼓舞。郭老即席賦詩：疾風知勁草，歲寒見后凋，根節(jié)構盤錯，梁大庶可遭。駕言期駿驥，豈畏路迢遙？臨岐何所贈，陳言當寶刀?！?/p>

　　歷史的發(fā)展證實了周恩來同志的預言。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自已的滅亡。在黨的領導下，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各大城市，包括民進和各階層人民參加的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運動，如火如荼、迅猛發(fā)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了包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條戰(zhàn)線，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國民黨反動派終于淹沒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蔣管區(qū)，從事愛國民主運動，隨時會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險。中共中央對黨外進步人士的安全十分關心，1947年3月黨中央《關于目前蔣管區(qū)民主愛國運動方針的指示》中，還對保護郭老、馬老等進步人士的安全問題作了具體指示。上海地下黨也十分重視黨外同志的安全。解放前民進沒有辦公場所和專職干部，民進領導人外出活動隨時有可能遭到迫害，地下黨采取了一些保護措施，例如馬老、周建老、許廠平、林漢達等同志在群眾集會上做講演時，事先在會場周圍布置了些地下黨員和進步群眾，嚴防特務搗亂。1946年3月，地下黨從上海六業(yè)聯(lián)市聯(lián)誼會的干部中，向王紹鏊介紹八位同志加入民進，其中六人是地下黨員。當時地下黨負責同志一再叮囑他們：一切聽王紹鏊指導，既當好聯(lián)絡員，又當好警衛(wèi)員，必要時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護民進領導人和其他進步人士的安全，解放前，許多民進會員周圍都有一些地下黨員，他們主動與民進同志交朋友，給以熱情的關心和幫助，互相關照，配合默契。周建人、許廣平、林漢達等同志都曾經掩護過共產黨員，設法營救過被反動當局拘捕的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傲ざ笔录?，林漢達首先遭到國民黨反動政府密令通緝。在地下黨的關懷和安排下，他于同年8月31日夜間秘密乘帆船到山東萊陽，隨后又轉赴剛解放的大連。在大連，他繼續(xù)向各界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tǒng)治。潛伏在大連的國民黨特務對他行刺，但未能得逞。中共中央東北局為了他的安全，派人護送他到哈爾濱。1947年6月任命他為遼北省教育廳廳長。當時，周建老的處境也很危險，1948年由黨組織派地下黨員艾寒松護送，化裝成商人，經天津轉入當時黨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縣。馬老、王紹鏊、徐伯昕等同志也都是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和保護下，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初先后轉入香港的。在香港，他們繼續(xù)從事民主運動，籌建了民進港九分會，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嚴景耀、雷潔瓊伉儷回到燕京大學執(zhí)教后，在1948年12月還應邀到平山縣西柏坡村，會見毛主席，毛主席同他們親切地議論了國內形勢。

　　由此可見，黨與民進的關系，是生死與共、親密合作的戰(zhàn)友關系，是新型的同志式的政黨關系。這種關系，與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關系形成鮮明的對照；這種關系，也是傾向西方多黨制的人們所無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