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肮聧u”時期的圖書出版緊緊圍繞“抗日救亡”主題，迅速反映局勢變化，針對性強，表現(xiàn)形式靈活，宣傳進步思想和先進文化，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資本論》等大量精品圖書，鼓舞了上海乃至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抗戰(zhàn)信心，也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關鍵詞：“孤島”；抗戰(zhàn)；圖書出版

　　1937年11月12日，日軍占領上海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為了上海的“孤島”，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上海完全淪陷。上海“孤島”時期，在極其艱難的斗爭條件下，中方許多愛國文化人士出版了大批抗日救亡的進步書籍，宣傳進步思想文化，在輿論前線為抗日救亡鼓與呼，鼓舞著上海和淪陷區(qū)人民的抗日斗志，堅定了民眾的必勝信念，為全國人民開展抗日救亡斗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一、“孤島”時期圖書出版業(yè)依然繁榮

　　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后，上海一些有實力、有影響的出版機構，大多因戰(zhàn)事蔓延而遷徙到后方各地，但是，由于租界內(nèi)暫時保持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生活秩序，一批文化精英、藝術名家仍然留在租界，使得“孤島”的文藝、出版活動依然活躍，因為租界尚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思想和言論自由在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另一方面，受日本扶植的汪偽政權在租界內(nèi)大肆捕殺革命群眾和抗日愛國人士，暗殺和恐怖活動盛行。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租界內(nèi)的愛國文化人士和共產(chǎn)黨人仍頑強不屈，利用英法等國與日本的矛盾維持著生存斗爭的一點空間，積極出版進步圖書，宣傳抗日救亡，出版各種圖書有五六百種之多。①

　　上海淪為“孤島”后，中國共產(chǎn)黨江蘇省委為了領導“孤島”的抗日救亡運動，重建了江蘇省文化界運動文員會（江蘇文委），成立了復社、北社和新知書店等秘密出版機關，翻譯出版了大量抗日進步圖書。一些社會知名度很高的出版社選擇了堅守，如上海讀書生活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化生活出版社、開明書店、世界書局等，仍活躍在“孤島”，出版了很多進步書籍。上海讀書生活書店歷來是以宣傳抗日、出版進步書籍而知名的，為了在“孤島”生存下去，書店“乘福州路上的神州國光社收歇之時，承租下來開設了遠東圖書公司”②，改頭換面之后，繼續(xù)出售讀書生活書店和其他書店的進步出版物。另外，上海“孤島”沒有隨眾撤離的各書店留守人員，還肩負著大后方和敵后根據(jù)地的印刷造貨任務。因為上海的印刷技術和印刷機器先進，上海印刷的書籍字體清晰而精美，價格又很低廉，所以許多內(nèi)地的書刊選擇在上海印刷，再通過海路輾轉運到全國各地，這極大支持了大后方和根據(jù)地的抗日出版事業(yè)。上?！肮聧u”圖書出版的繁榮，使得一些在上海失陷后已遷往內(nèi)地的出版社，也紛紛派人返回“孤島”設立辦事處。

　　二、以“抗日救亡”為圖書出版基調(diào)，鼓舞民眾的抗戰(zhàn)斗志

　　“孤島”時期的上海，人民生活困苦，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堅守的出版機構主要以抗戰(zhàn)為基調(diào)出版圖書、報刊，鼓舞人民堅持斗爭。1937年，復社負責人胡愈之得到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英國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這部報道性文學記錄了1936年6月至10月斯諾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qū)進行的實地采訪，介紹了中國和中國工農(nóng)紅軍以及許多紅軍領袖的情況，報道了中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胡愈之認識到將此書介紹給中國人民的現(xiàn)實意義，他克服經(jīng)費短缺的種種困難，約請了十余位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學者，不到一個月就將該書翻譯完成。為了躲避租界的出版審查，胡愈之將此書的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改成了《西行漫記》。1938年2月，《西行漫記》中譯本出版后，迅速在中國讀者中流傳開來，不到一年的時間連續(xù)再版四次，轟動國內(nèi)外，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中國民眾中的影響和威信。許多熱血青年看了此書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說：“在人們政治上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就像火焰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那本書里沒有什么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　雹壑袊t軍和領袖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內(nèi)容，給遭受侵略的國人以極大的鼓舞和勝利的信心。

　　《魯迅全集》的出版也是“孤島”時期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上海淪陷后，由于擔心日軍進攻租界，可能導致魯迅書稿毀于戰(zhàn)火，魯迅的友人和弟子打算將《魯迅全集》盡快出版。魯迅全集有600萬字，20卷，每卷有500頁，出版需要一大筆資金。胡愈之、許廣平等用出售預約券的形式籌集資金。胡愈之“親自攜帶預約券，前往香港、廣州、武漢等地，沿途用茶話會的方式，介紹《魯迅全集》，當場銷售預約券，效果很好”④ ，各地書店都經(jīng)辦發(fā)行，全力以赴，使得《魯迅全集》在抗戰(zhàn)困難時期預約銷售的很成功。如“當時國民黨著名人士邵力子就預訂了20部”⑤?！遏斞溉返某霭娌粌H使魯迅的遺稿得以全面保存和流傳，更為抗戰(zhàn)中的民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武器。

　　在出版《西行漫記》和《魯迅全集》之后，復社又陸續(xù)推出由梅益、林淡秋合譯的斯諾夫人的《續(xù)西行漫記》，記錄和反映上海各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狀況、工人運動歷史和現(xiàn)狀的《上海產(chǎn)業(yè)與上海職工》，等等。為了宣傳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初，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北社編寫出版了小冊子《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通俗講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通過報攤出售了一萬冊，受到廣大工人、學生的歡迎。北社又陸續(xù)以《現(xiàn)代史資料叢書》的形式，翻譯出版了《第三國際綱領》、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等一批小冊子，向廣大青年宣傳共產(chǎn)國際。江蘇省文委還秘密翻印了部分《列寧全集》以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著作，出版了《中國的游擊隊》《華北前線》《西北特區(qū)特寫》等書籍，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的敵后抗戰(zhàn)，給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大眾以極大的抗戰(zhàn)勝利的信心。

　　三、宣傳進步思想和先進文化，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zhì)

　　把《資本論》全部翻譯成中文并出版，很早就是我國革命志士和進步知識分子的熱切期望，譯者郭大力和王亞南1928年就商定了合譯《資本論》的事宜，讀書生活出版社給予了大力支持，每月向作者預付40元版稅用于生活開支?！肮聧u”時期，郭大力、王亞南都遠在內(nèi)地，他們把譯好的稿件，輾轉帶往上海，邊譯邊帶，好幾年才完成。1938年八九月間，數(shù)百萬字的三大卷《資本論》秘密在上海出版。我國經(jīng)濟學界的前輩許滌新在回顧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這段歷史時說：“在那個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殘得奄奄一息的出版界里，有誰能有條件把這部二百多萬字的巨著全部譯成中文呢？有哪個出版社有決心、有膽量敢出版這一部使資產(chǎn)階級反動派發(fā)抖的《資本論》呢？感謝郭大力、王亞南二位同志的勞作，感謝讀書生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⑥

　　為了躲避租界和日偽特務的審查，愛國文化人士借助翻譯外國作品來出版進步書籍。這一時期各種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百花齊放，以戰(zhàn)爭為題材的進步文學作品尤其受到重視，如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蘇聯(lián)作家高爾基的作品《人間》，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光明書局出版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龍門書局出版了美國作家米歇爾的《飄》等，許多翻譯作品都成為對后世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精品之作。如李健吾譯羅曼?羅蘭的劇本，朱生豪譯莎士比亞的劇本，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傅東華譯《飄》等，這些作品對戰(zhàn)時的上海乃至中國，甚至后世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朵撹F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出版后，就迅速成為青年的勵志之作。眾多文學作品的出版，對于日偽統(tǒng)治下的上海人民來講，既是文化上的熏陶，更是精神上的激勵。

　　這一時期，開明書店還出版了巴金的舊著新作，如“激流三部曲”的后兩部《春》《秋》，體現(xiàn)了“孤島”時期文學藝術的高水平。世界書局出版的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主編的《大時代文藝叢書》，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還有林迭肯主編的《拉丁化新文字叢書》，包括《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國語拼音課本》等，對中國的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資料，具有進步意義。雖然“孤島”時期也有出版社為了經(jīng)濟利益出版了一些迎合富商、市民需求的低俗讀物，但這不是出版的主流。

　　四、不畏迫害利誘，與日軍斗智斗勇

　　上?！肮聧u”時期的進步出版活動，受到日軍的極端仇視，他們把留在上海的文化進步人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不僅通過租界干涉，而且直接制造各種綁架、暗殺活動。據(jù)許覺民回憶，當時意大利人范士伯寫了一本英文版圖書《日本的間諜》，揭露了日本間諜活動的殘酷內(nèi)幕，翻譯家羅稷南看到此書后，感覺這是一本暴露日軍暴行的絕好讀物。他向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編輯部申請由他來翻譯此書，并署以筆名“尊聞”。該書出版后在“孤島”銷量很大，引起了日軍的注意。日軍通知租界的工部局追查此案。工部局查明此書的批售來源是遠東圖書公司，就將經(jīng)理黃曉萍抓走。黃曉萍在獄中受盡嚴刑拷打，拒不交代實情，書店經(jīng)過多方營救將他贖出，但他不久即病重逝世。

　　打殺迫害文化進步人士的事件自然不止這一件。上海淪陷后，日偽找到世界書局的原負責人沈方知要求合作，遭到斷然拒絕后，1938年日軍將定時炸彈攜帶進世界書局在福州路的發(fā)行所，造成職員一死一傷。當時沈方知在病中留下了“近遭國難，不為利誘，不為危險”的遺囑，表現(xiàn)了高尚的民族氣節(jié)。文化出版書店的負責人陸蠡先生，因出版進步書籍被日軍抓捕，在獄中堅持正義、毫不屈服，慘遭殺害。“孤島”內(nèi)的文化志士除了面臨著政治迫害，還受到嚴酷的經(jīng)濟威脅。受戰(zhàn)爭影響的上海租界，物資匱乏、物價飛漲、人滿為患，很多文化人過著饑一頓飽一頓的窮困生活，可是拮據(jù)的經(jīng)濟條件，并沒有消磨文化志士的愛國意志，當日軍指使?jié)h奸企圖用一張支票收買鄭振鐸時，即被他嚴詞拒絕。

　　“孤島”內(nèi)的有識之士沒有被侵略者的兇殘嚇倒，他們巧妙地利用各勢力之間的矛盾，和敵人斗智斗勇。為了躲避審查，他們給出版的圖書取了隱晦的名字，有的出版社不公開地址，秘密出版進步圖書。為了將出版的抗日圖書運送到全國各地，他們經(jīng)常把書混雜在章回體小說或日偽圖書里帶出，或把后者的封面撕下，貼在進步圖書的封面上。此外，他們或改用托運書刊的辦法，“托常跑上海的零擔商船運送……也有交通員在運書途中被日寇捕去殺害了”，或打通郵局的關系，“直接由支局封發(fā)，能避免日方人員的檢查”。⑦通過各種方法，“孤島”出版的進步圖書被運送到上海淪陷區(qū)和大后方根據(jù)地，給全國人民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精神食糧。

　　“孤島”時期的上海，由于靠租界的庇護和其特殊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和交通條件，出版業(yè)仍然有著重要地位，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這一時期出版的圖書迅速反映現(xiàn)實，針對性強，表現(xiàn)形式靈活多變，內(nèi)容豐富，出版物的數(shù)量也遠遠超出淪陷區(qū)其他城市。圖書的出版雖然不能像報刊那樣及時地發(fā)表抗戰(zhàn)的檄文，但是其傳播更廣泛，影響更深遠，更能深入地影響民眾，鼓舞他們抗戰(zhàn)的決心和追求光明的信念，“孤島”時期的圖書出版，擔負了這一歷史使命。

　?。ㄗ髡邽楹幽洗髮W出版社編輯）

　　注釋：

　?、?呂亞平.抗戰(zhàn)時期上海孤島的報刊與圖書出版活動[J].圖書館雜志，2012（2）.

　?、?許覺民.孤島前后期上海書界散記[J].收獲，1999（6）.

　?、?孫華.《西行漫記》的傳播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戰(zhàn)爭和中美關系的影響[J].出版發(fā)行研究，2009.6

　?、?王錫榮.許廣平為出版《魯迅全集》奔忙[J].世紀，2008（5）.

　?、?范用.在“孤島”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J].出版史料，2003（4）.

　?、?朱少偉.《資本論》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J].人民政協(xié)報，2010-8-23.

　?、?陳冠蘭.近代中國的租界與新聞傳播[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