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離開上海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幾年前我回上海專門去了一次著名的江南古剎玉佛寺。那里已成為人來熙往、佛事興旺的旅游景點，同1946年1月上海學生和各界人民公祭昆明“一二·一”慘案死難列十大會時的舊貌完全不同，特別對那些已看慣了大會堂大場館的年輕人而言覺得玉佛寺小小的庭院和殿堂，當年競能容納萬人舉行活動，簡直不可思議。

　　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許多電影和電視，在講述新中國成立前中共領(lǐng)導的地下斗爭時，往往都是描述如何打人國民黨軍政內(nèi)部搞策反工作或情報工作，情節(jié)曲折離奇，還夾雜一些“三角”、“四角”愛情關(guān)系，卻很少反映毛澤東主席1947年5月30日講的:“中國境內(nèi)已有了兩條戰(zhàn)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zhàn)爭，這是第一條戰(zhàn)線?，F(xiàn)在又出現(xiàn)了第二條戰(zhàn)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的斗爭?！薄睹珴蓶|選集》注釋中說明:“學生運動”包括“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學生舉行游行示威，反對內(nèi)戰(zhàn)。同時，發(fā)生了上海八千工人、學生包用國民黨警察局的事件”等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同美、英的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進駐上海的外國租界汪精衛(wèi)漢奸政府(俗稱偽政府)勢力也進入了租界，上海的國立大學如交通、負擔、同濟和暨南大學等都搬到了內(nèi)地。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勝利時，上海有大中學校300余所，學生十余萬人。其中100所學校中有中共地下黨組織。黨的力量最強的是基督教圣公會辦的圣約翰大學(以下簡稱“約大”)，有學生兩千余人，黨員六十余人。之江大學、東吳大學各有黨員十余人。私立大學中，大同大學有學生兩千余人，黨員三十余人。中學方面，上海中學有黨員三人，新本女中有黨員二十七人。

　　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上海地下黨的總方針一直是:“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黨員要“勤學、勤業(yè)，交朋友”。我1943年進入約大后，由于日、偽鎮(zhèn)壓的殘酷，上海學生沒有開展過公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政治斗爭。地下黨要求黨員參加并成立各種合法的'才契”，包括參加基督教唱詩班，開展讀書、戲劇、歌詠、文娛、體育等各種聯(lián)誼活動;在一部分同學中傳閱并討論進步書刊，廣交朋友，培養(yǎng)進步的積極分子。我和毛乾豐所在的化學系和魯平所在的農(nóng)學院，進步力量最強。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地下黨通過上層愛國人士推動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并聯(lián)合了《申報》、《新聞報》，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辦了一次全市救助失學義賣活動，約大有500多名同學參加。這次全市性的活動成為地下黨多年來“積蓄力量”的一次檢閱，打破了日偽長期統(tǒng)治的沉悶空氣。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即將投降時，中央曾決定上海附近的新四軍進占上海，上海地下黨包括約大的黨組織已經(jīng)開始了歡迎和接應活動。后來中央取消了這個決定;地下黨有所暴露，3個學生被捕，18人被學校開除，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黨員。約大和其他一些學校成功地開展了反對漢奸校長的鋤奸斗爭。與此同時，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特務活動也開始活躍。

　　“歡迎”馬歇爾--上海學生第一次大游行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主席從延安飛抵重慶，同蔣介石就避免內(nèi)戰(zhàn)、建國問題進行商談。國民黨當局執(zhí)意要取消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解放區(qū)人民政府和人民軍隊，最后雖在十月十日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xié)定”)，但國民黨軍隊沒有停止進攻解放區(qū)，因此，“反對內(nèi)戰(zhàn)”成為全國人民包括上海學生最關(guān)心的問題。從1945年秋冬開始，約大全校積極分子組成的“團契”經(jīng)常請愛國知名人士來學校演講，提高大家對時局的認識，其中有郭沫若、陶行知、羅叔章、馬寅初、張網(wǎng)伯、雷潔瓊、林漢達、平心、勇龍桂等。

　　1945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派特使馬歇爾(五星上將)來中國，第一站是上海(12月16日周恩來將率代表團抵達重慶)。馬歇爾的使命，名義上是“調(diào)停內(nèi)戰(zhàn)”、“努力說服中國政府，召開一個包括主要黨派的代表組成的全國會議，以獲致中國的統(tǒng)一”，實際上是幫助國民黨把軍隊從西南運往東北和華北。中共地下黨為了配合中央的談判斗爭，采取上海學生“歡迎馬歇爾”(以下簡稱“迎馬”)這一合法的形式，來顯示中國人民要求馬歇爾公正調(diào)停內(nèi)戰(zhàn)，促進中國國內(nèi)和平的愿望。地下黨學委決定由約大、之江大學、滬江大學、上海法學院四校學生牽頭聯(lián)絡，成立了32所大中學校學生組成的“歡迎馬歇爾大會籌備會”，起草了致馬歇爾信，提出了“希望促進中國民主政權(quán)建立”“要求考察中國真實民意”“希望本著公正的態(tài)度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希望短期內(nèi)撤退駐華美軍，并在內(nèi)戰(zhàn)未停前不以軍火供給任何一方”等六項要求?；I備會聘請林漢達教授等一批知名人士任顧問，林教授還幫助修改了致馬歇爾信的英文譯本。

　　為了搞這次“迎馬”活動，地下黨從約大總支抽調(diào)黃振聲(原名黃振興)、張毓芬和陳震中三名黨員(以后又陸續(xù)增加了之江大學的顧光順、東吳大學的陳立復、大夏大學的陳賡儀)，負責同各校同學聯(lián)絡和歡迎大會的組織工作，這成為常設班子和后來上海學聯(lián)地下黨黨組的班子。

　　我作為約大黨總支委員同錢春海(后改名錢大衛(wèi))負責全校積極分子組成的“團契”，接替黃振聲等負責約大學生運動公開出頭露面的活動1945年12月20日，43所學校四千余同學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中央路廣場(后來的沙市路中央商場)，準備向馬歇爾住地南京路外灘華松飯店(現(xiàn)和平飯店)出發(fā)。陳震中剛剛作了簡短講話號召整隊出發(fā)，預先埋伏在廣場周圍的幾十名國民黨特務暴徒就揮舞棍棒沖進隊伍亂打，多人被打昏在地，滿臉鮮血。我和錢春海站起來指揮在廣場后排壓陣的300名約大同學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團結(jié)就是力量》，各校學生群起呼應，穩(wěn)住了陣腳。這是上海學生運動第一次使用歌詠這個武器。約大的黨員繆鵬、成幼殊(女)等同學抓住了兩個丟石頭和散發(fā)傳單的特務(其中一人供認是三青團員)拖到了廣場，奉命來驅(qū)散學生隊伍的黃浦分局局長把這兩名兇手帶走了。這時一個美國人來到中央路廣場，他是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干事羅倫·艾利奧特(自稱是美國總統(tǒng)私人秘書)，他目睹了現(xiàn)場暴行并表示愿意轉(zhuǎn)交上海學生致馬歇爾的信。隨后，四千多人的學生隊伍開始游行，沿途向市民宣傳，一路高喊:“反對內(nèi)戰(zhàn)”、“建立新中國”、“打倒貪官污吏”“撤退駐華美軍”等口號，受到市民的歡迎。游行隊伍從江西路折入南京路向西轉(zhuǎn)到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直到上海市社會局。這是抗戰(zhàn)勝利后上海第一次學生大游行。 昆明“一二·一”慘

　　案激發(fā)上海“公祭”

　　就在上海學生準備“迎馬”的時候，1945年11月25日，昆明六千多學生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抗戰(zhàn)后南遷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舉行反內(nèi)戰(zhàn)時事晚會，由于遭到反動軍警的騷擾威脅和特務分子的搗亂，昆明三萬余名學生11月26日舉行總罷課。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員會領(lǐng)導了這場斗爭。12月1日，大批國民黨武裝暴徒?jīng)_進西南聯(lián)大、云南大學等幾所學校，使用機關(guān)槍和投擲手榴彈射殺師生。于再(昆明南菁中學教師)、潘琰、李魯連、張華昌四位師生被殺害，60多名學生受傷，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激起了上海和全國學生、教師和廣大人民的普遍憤慨。但當時上海地下黨正忙于12月20日的“迎馬”活動。在這前后，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訪問重慶，1946年1月5日同國民黨當局達成停止國內(nèi)軍事沖突的協(xié)定。地下黨正在考慮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通過追悼昆明 ”慘案的烈士，使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引向深入。

　　這時，黨支部向上級匯報了之江大學學生黨員袁鷹(原名田復春)了解到的重要情況:被殺害的于再烈士的胞妹于庾梅在上海。她的丈夫顧家干是袁鷹的同鄉(xiāng)好友。袁鷹去他們家的時候看到于庾梅對胞兄的被殺一直非常悲痛，他們夫婦打算在玉佛寺做一次佛事，祭奠慘死的哥哥。地下黨學委研究了這個情況后，張本書記找我和袁鷹討論，要我們研究有沒有可能把于庾梅在玉佛寺的家祭變成全市性的追悼活動。在那一段時間里，我每天都騎自行車在約好的時間去愚園路漁光村弄底袁鷹借住的魏啟明家，在窗外吹兩聲口哨，袁鷹就下樓出來，兩人一邊走一邊交換意見。我們一起到玉佛寺實地觀察了兩次，了解場地的容量、租借手續(xù)和費用等問題。我們都感到玉佛寺的大殿和庭院可能容納不了一萬人，但是十二月是寒冬，大家擠一擠也不要緊。袁鷹負責同于庾梅協(xié)商，使雙方的想法能取得一致。我們隨后向張本報告，可以在玉佛寺舉行公祭。公祭是以家屬于庾梅名義公開祭奠，群眾聞訊自行前往吊唁、追悼的方式進行。

　　上海地下黨最后決定1946年1月13日借玉佛寺組織一次“上海市各界人民公祭'-二·一’死難烈士”(后來簡稱“祭于”)的活動，提前三天在《大公報》登載了訃告。這次公祭采取民間傳統(tǒng)的在寺廟祭奠的形式，使國民黨政府一時不夠警覺，也難以阻撓;時間的選擇也很恰當，1月5日國共兩黨已達成關(guān)于停止國內(nèi)軍事沖突的協(xié)定，1月13日正好是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后的第三天。

　　地下黨領(lǐng)導確定:“祭于”活動參加者以學生為主，仍由“迎馬”活動時以黃振聲為首的班子負責同各大、中學校學生串連、發(fā)動和領(lǐng)導游行隊伍。教師、工人、婦女等各界人士由地下黨各有關(guān)部門發(fā)動。公祭的準備工作及具體程序由約大黨總支周志毅、錢春海抓總。決定公祭后，約大突擊創(chuàng)作了兩首挽歌，送到各校練唱。一首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學》，由很有文學修養(yǎng)的黨員成幼殊作詞，由歌唱水平很高的錢春海作曲，歌詞是: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們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xù)前走

　　你們真值得驕傲

　　更使人惋惜悲傷

　　冬天有凄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

　　別再為祖國擔憂

　　現(xiàn)在是我們的責任

　　去爭取民主自由

　　這首歌的歌詞優(yōu)美，曲子也很流暢，一學就會，缺點是只提“同學”

　　而于再是中學教員。我也寫了一首詞《自由公理在哪兒?》，由學習音樂作曲的任策作曲。歌詞是:

　　西風凄凄，大地在嘆息

　　朋友，你死不瞑目

　　為了祖國的獨立、民主和自由

　　誰是兇手?殺人要用機關(guān)槍和手榴彈

　　誰是兇手?屠殺我們青年

　　眼淚朝里流，怒火燃燒在

　　心頭

　　這是什么世界

　　自由公理在哪兒

　　在哪兒

　　在哪兒

　　這首歌的火藥味比較濃，曲子較難學。

　　1946年1月13日早上八九點鐘,一萬余名吊唁群眾三分之二是學生舉著橫幅、捧著花圈,川流不息地從四面八方向玉佛寺涌去。寒風呼嘯,我們自己創(chuàng)作的挽歌在隊伍里陣陣響起……玉佛寺內(nèi)掛滿了挽聯(lián),充滿了血淚的控訴和憤怒的吶喊。公祭大會主席臺設在正殿門外。主祭團由宋慶齡因病未出席,送了花圈、柳亞子、馬敘倫、沙千里、鄭振鐸、許廣平、金仲華七位先生組成。烈士家屬于庚梅介紹了于再烈士生平及死難經(jīng)過。柳亞子代表上海人民獻花圈。馬敘倫宣讀祭文“嗚呼先生不死于抗敵勝利之前,而死于抗戰(zhàn)勝利之后……嗚呼先生,機關(guān)槍、手榴彈,不用以殺敵人,而用以殺同胞、殺志士、殺青年……我們得民主一日,即不忘先生一日……”約大學生朱傳芳（辛小蘭,后來由我介紹入黨）任司儀并朗讀挽詞,領(lǐng)唱哀歌,她那標準的國語和真摯感人的語調(diào),使玉佛寺沉浸在一片吸泣聲中。接著柳亞子、林漢達等知名人士講話,又將人們引向憤怒抗議的高潮。林漢達教授說“做法西斯夢的人應該醒了,法西斯只有三條路,第一條是墨索里尼的上吊,第二條是希特勒的自殺,第三條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切腹。”接著南京和上海臨時大學代表、新新公司職工、滬西紡織女工、小學教師代表、楊樹浦煤氣公司青年工人、中國新聞專校、民治新聞專校、大同大學和約大等校學生代表發(fā)言,強烈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

　　公祭大會在雷動般掌聲中通過了給蔣介石和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電報,提出八項要求一、立即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二、立即實現(xiàn)“四項諾言”,切實保障人民自由。三、立即逮捕公審漢奸,鼓勵人民檢舉漢奸。四、立即嚴懲昆明慘案主兇關(guān)麟征、李宗磺及青島屠殺青年學生之兇手。五、即明令廢止束縛學生民主自由之法令、辦法。六、嚴辦貪官污吏。七、提

　　高教師職工之待遇，救濟失業(yè)。八、提高婦女地位。從八項要求來看，比三個星期前“迎馬”時的口號有了明顯的變化反映了時局的發(fā)展和人民認識的提高。 玉佛寺的擴音器響起了《義勇軍進行閘》:“起來，不 愿做奴隸的人們!......”示威游行開始。警備司令部的警官曾企圖阻撓游行，沒有得逞。上海女中的軍樂隊為先導，一萬余人的隊伍沿著江寧路折到南京路，穿過上海市中心區(qū)，一直到下午四時許才在外灘結(jié)束。游行隊伍一路唱歌，喊口號，向路邊群眾宣傳，喚起人們?yōu)闋幦『推?、民主而斗爭的決心。路過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社、上海市政府、市警察局時，都有針對性地喊話，遇到美國大兵時用英語呼喊“美國兵，回家去!”各校學生一路還用粉筆在地上、墻上寫了大量標語，沿途油印了快報，創(chuàng)造了不少新的宣傳方式。

　　“祭于”揭開了上海人民愛國民主運動新的一頁

　　“迎馬”和“祭于”的斗爭使上海的地下黨黨員和積極分子得到了鍛煉，群眾得到了教育，獲得了經(jīng)驗。隨后，各學校的地下黨除了日常群眾工作外，把開展大規(guī)模的反內(nèi)戰(zhàn)、爭民主的政治斗爭同組織大規(guī)模的符合學生切身利益的活動靈活結(jié)合。1946年2月初上萬學生上街勸募，解決了四千余名同學的困難。約大近千人舉行大會，面向校長提出減低學費的要求。1946年“三八”婦女節(jié)，地下黨在約大校園對面的兆豐公園(現(xiàn)中山公園)，舉行了上海市各界婦女兩萬余人的盛大集會并游行。會場布置、大會司儀、朗讀宣言、代表全市學生講話和游行隊伍的總指揮都是約大學生，約大男同學還組織秘密糾察隊，在會場四周和游行隊伍兩側(cè)保護。游行隊伍高喊“反內(nèi)戰(zhàn)反獨裁，要求和平民主”“保障婦女職業(yè)與權(quán)利”等口號。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前夕，6月16日在天蟾舞臺(現(xiàn)逸夫舞臺)舉行了有五千多名學生參加的“尊師慶功大會”，郭沫若、林漢達和孫起孟等愛國民主人士發(fā)表了激情的演講，把大會變成了要求裁減軍費、立即停止內(nèi)戰(zhàn)的示威。接著6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5萬多人(含學生2萬多名)聚集在北火車站舉行大會，歡送“上海人民和平請愿代表團”去南京，會后由約大學生在前面開路舉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喊“反內(nèi)戰(zhàn)”“要和平”“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nèi)政”等口號。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guān)車站時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同攻毆打，馬敘倫、閻寶航、雷浩瓊和陳震中受重傷。周恩來立即前去慰問，并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毛澤東、朱德也致電慰問。全國學生和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蔣介石政府堅持獨裁、破壞和平、發(fā)動內(nèi)戰(zhàn)的反動本質(zhì)。

　　前面已講過，上海地下黨在“白區(qū)”的活動方針是“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黨員要“勤學，勤業(yè)， 交朋友”。 “迎馬” “祭于”，正是在“積蓄力量”的基礎上，找到了“時機”。但是也有人作了不正確的解釋。1998年3月20日上海某報第8版文章《寫回憶錄必須忠于史實》，引了一位領(lǐng)導同志的話:“我們的軍隊打仗，黨員是沖鋒在前的，但是白區(qū)游行示威，黨員卻躲在后面，把非黨積極分子推到前面去，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黨員，我們還認為這樣很'策略'。結(jié)果，非黨同志為我們被捕，被殺頭，使我們大大地脫離了群眾?！边@種說法不完全符合事實。事實證明，無論在“迎馬”還是“祭于”斗爭中，都有一部分黨員積極分子公開出頭主持會議、發(fā)號召，組織、指揮游行隊伍，公開聯(lián)絡串連，指揮唱歌、領(lǐng)喊口號。而大多數(shù)黨員則是同積極分子和群眾在一起，在下面?zhèn)€別做工作。以約大來說，黨的總支書記和兩三個總支委員是“隱蔽”的，不是“沖鋒在前的”。而地下黨在得知國民黨政府有迫害計劃時，就馬上通知一些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轉(zhuǎn)移到外地去隱蔽。1946年6月底全面內(nèi)戰(zhàn)開始后，我和其他幾個黨員被通知撤退到香港。1947年1月，為迎接學生運動的高潮，黨組織又讓我回到上海，不再在校內(nèi)工作，而改做全市性的工作(1947年5月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學聯(lián))。1948年秋，我改為搞“隱蔽”工作，重新報了戶口，領(lǐng)了新的身份證，改名“朱良”，不再用“周志毅”。

　　隨著學生運動逐漸成為反對蔣介石政府的“第二條戰(zhàn)線”，蔣介石政府對學生的鎮(zhèn)壓也越來越殘酷。特別是1947年5月30日前后、1948年1月29日同濟大學事件、1948年8月26日、1949年4月26日四次大逮捕，至少有700余名學生被逮捕。根據(jù)地下黨1948年67月份決定，約有1700

　　名黨員和積極分子先后撤退到解放區(qū)。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有三位被捕同學被殺害:5月7日，我直接領(lǐng)導的《學生報》印刷、發(fā)行負責人嚴庚初(黨員)在浦東英勇就義;5月20日，交通大學黨員穆漢祥和新青聯(lián)成員史霄雯在閘北被殺害。如果不是5月24日解放軍部隊迅速突入上海市區(qū)，可能還會有一批被捕同學遭難。

　　懷念林漢達教授和所有愛國民主人士

　　前面談到，1945年秋冬起，我負責的全校性的積極分子組成的“團契”的一個主要活動，就是邀請一些知名教授、愛國民主人士來作時事形勢報告。他們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威脅、壓力，勇敢地提出要求和平、反對內(nèi)戰(zhàn)、要求民主、反對一黨獨裁等主張，對積極分子和群眾包括共產(chǎn)黨員都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別是之江大學的林漢達教授，他在一次報告中說:“希望進步青年要像蠟燭一樣，不惜犧牲自己，發(fā)光發(fā)熱，造福人類。”他這個講話在同學中產(chǎn)生很大的反響，因此我們就把這個全校性的“團契”命名為“燭光團契”參加它活動的同學有三百人。黨的號召一般都在燭光團契先行醞釀，再分頭帶動其他學生團體。

　　1945年12月，就在“迎馬”、“祭于”期間，林漢達教授同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等發(fā)起正式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

　　從“迎馬”、“祭于”到1946年紀念“三八”婦女節(jié)大會、尊師慶功大會以及“六二三”歡送上海人民和平請愿代表團去南京大會，林漢達一次不缺地出席并發(fā)表了通俗、生動、尖銳、鮮明的講話，反對內(nèi)戰(zhàn)、痛斥反動獨裁、要求和平民主、反對迫害青年。他那濃重的寧波官話，我到現(xiàn)在還印象深刻。1946年6月底全面內(nèi)戰(zhàn)開始后他上了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進一步遭到了威脅、迫害。8月，在共產(chǎn)黨的保護下他進入了山東解放區(qū)。

　　新中國建立后，他擔任了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副部長，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像林漢達這樣的愛國民主人士，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應忘記的。遺憾的是，他在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受到迫害，1972年含冤去世。

　　難忘我同袁鷹在六十六年前“祭于”時的合作。我一直有這樣的看法:如果不是袁鷹及時向黨組織反映于再烈士的胞妹于庾梅準備在上海為他哥哥做佛事，地下黨是不是能夠搞成玉佛寺公祭這樣大規(guī)模的追悼活動還是個問題。我一直懷念我同袁鷹合作的那段經(jīng)歷。但是解放后因彼此工作繁忙，雖同在北京工作，他長期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要負責人，成為知名作家，我一直搞外事工作，相互只有偶然的相遇。上世紀九十年代離休后才經(jīng)常接觸，彼此一直以原來的名字相稱，我叫他“田復春”，他叫我“周志毅”，說明我們都難忘1945年底合作的那段經(jīng)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