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波，1896年2月生，河北威縣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市第一中學首任校長、名譽校長，全國政協(xié)常委兼（文化）教育組副組長等職。曾任民進北京市分會常務理事、副主任理事，民進中央常委、組織部副部長。1982年7月逝世。

欣欣然恪職盡責，一以貫之

　　徐楚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在本職崗位之外，他積極投身社會活動，為人民的利益建言、奉獻。1951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按照組織安排，參與民進中央與北京民進的有關工作。1956年春，他受民進中央委托到張家口發(fā)展會員，并在民進張家口市第一次會員大會時受民進中央委派到會祝賀。1962年民進河北省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天津市召開時，徐楚波與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莼、副秘書長張紀元一同到會指導。

　　作為北京民進會員的杰出代表，徐楚波當選為第一、二屆北京市人大代表、人民政府委員。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曾任政協(xié)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文化）教育組副組長。他關心國家大事，秉持“德行言語、敦睦天下”的信念，多年來為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事業(yè)做了大量工作。

　　徐楚波堅定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歷盡挫折，仍忠誠不渝。歷史學大家顧頡剛視民進中央委員徐楚波為自己需努力看齊的標桿人物之一。顧潮曾在回憶父親顧頡剛的文章中寫道：“由于當時小組同人徐伯昕、許廣平、楊東莼、趙樸初、徐楚波、謝冰心、嚴景耀等人均是這般認真的態(tài)度，因而父親也‘只有勉強掙扎，只要不致跌倒，總當竭蹶以赴’”。（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頁）

　　其間，徐楚波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遇挫折。歷次運動中對徐楚波“集中的意見是官僚主義”，實際上他和師生平素都是身近、心更近的。在自我剖析中，他說自己“認為搞好個人關系，才能進行思想幫助”，日常工作中“在一中喜歡同一團和氣的人接近，同原則性強的人接觸時總有些不自然”。（徐楚波：《我不能再對黨三心二意了》，《人民教育》1958年第6期，第16頁）而在學生的眼里，他是和藹可親的。李廷棟院士（1950屆高中畢業(yè)，地質(zhì)學家）認為：徐校長非但不官僚，還非?！坝腥饲椤?。除了教學管理外還親自帶課，而且這位“特級教師，認真，敬業(yè)，教得好”，非常關照學生。時任校學生會副主席的李廷棟當時已經(jīng)入黨，社會活動多，“只剩半年時間，生怕大學考不上”，于是找到徐楚波（校長）和李世濂（支部書記/教導主任）說明情況。征得二人同意后，他騰出時間暫以學業(yè)優(yōu)先，順利考上了北京大學地質(zhì)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員李尚英（1961屆高中畢業(yè)）也指出：北京一中1959年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代表合影中，徐楚波謙虛地端立于第二排最右邊（合影共三排18人，按身份職務排位他應坐在第一排最居中處），顯示了他對知識和文化、對身邊付出辛勤勞動的同志們的尊敬。著名學者蕭鳴（1966屆高中畢業(yè)、蕭軍之子）也認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徐校長以“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為信條，知人論事持平公允，不墮清正廉潔聲名，他受到的批評與周遭師生對他的印象大相徑庭，站不穩(wěn)腳跟。

　　雙崗盡職并非簡單的事情，需要付出大量心力，且需要兼具愛心和責任心。視察是政協(xié)委員深入基層、聯(lián)系群眾、調(diào)查研究的重要途徑。徐楚波作為政協(xié)委員，按要求參加了一些視察調(diào)研活動，從中了解到祖國新興的面貌、建設發(fā)展的情況，并把自己見到的、聽到的拾遺補闕地反映上去。每次回來，他總要向師生們宣講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進行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社會主義和熱愛祖國的教育。

　　在其身邊兼任校長秘書的同事深知，徐楚波“是民主促進會北京市負責人，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常委，社會活動較多”，其多年來勤勉背后的心力交瘁是外人難以體驗的。（劉宗華：《歷史教育的實踐與思考》，知識產(chǎn)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正如他在全國政協(xié)第二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fā)言時所說的，知識分子“一般來說，會議多，學習多，社會活動多，忙亂的現(xiàn)象也還有一定的程度存在。尤其是各種工作很容易集中在少數(shù)積極分子身上，越是積極分子便越顯得忙亂”。（《解放日報》1956年2月6日第6版）但他仍然不遺余力地開展工作，服務黨和人民的各項事業(yè)。

教育“護城河”畔琴弦急，孜孜矻矻

　　一以貫之的師德之思。徐楚波常說，只有熱愛學生，學生才能尊重老師。只有為每個學生創(chuàng)造和諧愉悅的教育氛圍，才能讓教育煥發(fā)無窮的魅力。他反對任何不尊重學生或有辱學生人格的做法。他認為教師要嚴以律己，以良好的師德表率給學生樹立榜樣，以深厚的思想情感、莊重大方的儀表、和藹可親的儀容、彬彬有禮的語言給學生做示范，使學生在師生交往中受到潛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他追求的不僅是知識的增長，還要通過智慧、美好、公正、希望和愛，塑造學生的美好心靈，使他們成為有靈魂、有信仰的人。

　　他認為，“養(yǎng)成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必須要有明確而具體的內(nèi)容和方法，全社會應從師范教育和師資建設兩個方面切實提高教師的師德水平。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則應把師德水平和養(yǎng)成教育水平作為評價教師綜合素質(zhì)的一個重要方面，引導教師們把關注的重心由智育轉移到德育上來，把德育的重點轉移到養(yǎng)成教育上來。

　　在數(shù)十年教育生涯中，他以身作則，從沒有斥責過一個學生，因而深得學生的愛戴和老師們的尊敬。

　　普通教育的語義重力。徐楚波終身從事普及教育，工作經(jīng)歷中涉及中等教育居多。但與基礎教育各個層面多有接觸的他，從未中斷對教育領域本身及其改革實驗情況的關注。1957年，他和陳鶴琴、鄭曉滄、鄭蕓、李蒸、雷沛鴻、曹書田等七人發(fā)表了題為《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和提高小學教育質(zhì)量的關鍵性問題》的聯(lián)合發(fā)言（《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第15版）。另據(jù)他們調(diào)查，當時我國小學教育經(jīng)費在中央統(tǒng)支經(jīng)費的占比（2.60%左右）遠不及蘇聯(lián)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提出，“必須逐年、逐步增加，逐漸增加到有足夠的數(shù)量，以便具體計劃實施小學義務教育，并且改善條件，提高小學教育的質(zhì)量”。這一建議具有現(xiàn)實意義和長遠意義?；赝?0世紀下半葉，國家財政性教育經(jīng)費支出爭取不低于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

　　20世紀60年代初，徐楚波在強調(diào)尊師愛生的基礎上，提出了在教學和教育工作中“格與序”的設想，即對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和知識的落實所應達到的目標和要求都要有規(guī)格、有程序，反對空泛和不切實際的談論。各科教學、各年級的班級活動都要從實際出發(fā)，有格有序。而在具體教學實踐中，他認可鼓勵學生放手寫作的積極做法。一中的語文教師起草高考作文評分標準時提出，“要全面考慮思想內(nèi)容和語言表達能力”，“應注意總的思想傾向”，“如果通篇思想傾向是積極的，雖有一二句不合適的話，也應看作思想正確”。1961年以后教育部高考語文作文標準的改動與這個意見基本一致，這在當時“寧左勿右”的形勢下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真摯的漢字簡化思維。漢字簡化是中國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徐楚波在《文字改革》1964年第10期上發(fā)表了題為《漢字簡化工作應該繼續(xù)積極進行》的文章，認為“幾年來的實踐證明漢字的簡化、整理工作已為廣大兒童和工農(nóng)群眾的認字、寫字減少了不少困難，也為學校里的識字教學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目前學生在閱讀和寫作中認字、寫字的障礙仍然存在，識字教學仍要花較大的力量”，“這不僅是學生學習上一個較重的負擔，而且影響學習質(zhì)量的提高。當然學校的識字教學工作要進一步改進提高，但漢字的簡化、整理工作以及相應的推行、普及工作也應繼續(xù)進行，應該長期地、不斷地進行”。這主要是針對自推行了四批簡化漢字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以后相關工作似乎停滯了的狀況。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1940年提出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徐楚波始終從教學目的功能角度出發(fā)，立足加快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這一目標，在相關領域提出合理化的建議。1950年，他與17位委員共同呼吁“全市標語、廣告、牌示甚至新聞紙等文字在可能范圍內(nèi)于字旁加注音符號”（即漢語拼音的前身），這也是為了便于廣大群眾閱讀。

天鵝之歌思潮涌，余音裊裊

　　“浮生已八秩，百念仍盎然”，徐楚波晚年依舊積極參與政府、人大、政協(xié)與民進的活動，完成相關任務。他仍然是忙忙碌碌的。1978年，他和徐伯昕、陳慧、方明、葛志成等民進諸老參加了全國政協(xié)科技組和教育組在京部分委員連續(xù)開展的有關環(huán)境保護的活動。一行人摸高爬低，聽取了關于北京市環(huán)保工作和環(huán)?？蒲幸?guī)劃的介紹，登上了我國自制的大氣污染監(jiān)測車，觀看了有關北京環(huán)境污染情況的圖表，參觀了北京市環(huán)境保護監(jiān)測站與全國環(huán)境保護展覽。

　　1979年對“四人幫”進行公審之前，徐楚波參加了審判前的資料閱覽和相關會議。一同參與旁聽的民進領導葉圣陶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1月11日，上午到民進會所。不久將公開審判江青等十人，民進得到旁聽證六張，第一次開庭時由余與（徐）伯昕、（趙）樸初、（徐）楚波、（葛）志成、（葉）至善六人前往旁聽”，“到家時已六點過”。（葉永和、蔣燕燕：《葉圣陶曾經(jīng)提案公審“四人幫”——來自葉圣陶日記的記述》，《文藝報》，2012年2月15日第5版）

　　1981年3月，政協(xié)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民進的方明、徐楚波等17位政協(xié)委員提交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于建議設立全國教師節(jié)的提案：

    案由：建議確定全國教師節(jié)日期及活動內(nèi)容案

　　提案人：徐伯昕 吳貽芳 史念海 李霽野 張明養(yǎng) 葉至善

　　        徐楚波 鄭效洵 馬力可 霍懋征 葛志成 方  明

　　        巫寶三 張景寧 葉圣陶 雷潔瓊 柯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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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教師擔負著培養(yǎng)四化建設人才的重任，應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胡耀邦同志在中國科協(xié)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了尊師問題，指出尊師， 不僅是學生的問題， 我們整個社會的成員， 所有學生的家長， 特別是我們各級政府的負責人都要尊師……現(xiàn)在兒童有兒童節(jié)，青年有青年節(jié)，我們認為培養(yǎng)他們成為社會主義宏偉事業(yè)接班人的人民教師也應該有教師節(jié)。

　?。ň唧w建議略）

　　教師乃教育之本，發(fā)展教育必須重視教師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57年5月30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徐楚波就“列舉很多事實批評了各地不重視中小學教員的情況”（《解放日報》1957年5月31日第3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xiàn)了撥亂反正，但“尊師重教遠沒有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毆打教師的事件仍時有耳聞”。寄予著徐楚波最后的深切期待的這一聯(lián)名提案，也是為了喚起全社會對教師付出與教師地位的認可，政協(xié)審查給出的意見是“建議國務院交教育部研究辦理”。經(jīng)過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1985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設立教師節(jié)的議案，確定每年的9月10日為教師節(jié)。

　　1982年7月10日，徐楚波在京逝世。《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刊出了他的傳略。為表彰這位共產(chǎn)黨的摯友、人民教育家為社會主義事業(yè)、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建設、為鞏固和發(fā)展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做出的積極貢獻，7月22日由葉圣陶主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召開了追悼會。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等都送了花圈。劉瀾濤、楊靜仁等中央領導同志，中央到北京市各級政府代表、民進代表，都參加了追悼會。趙樸初在悼詞中說：“徐楚波同志是中國共產(chǎn)黨長期合作的真摯朋友，是終生從事普通教育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保ā度嗣袢請蟆?982年7月26日第4版）

　　1990年10月14日，北京一中舉行校慶，眾多校友以及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一中執(zhí)教的老師們參加了活動。當主持人介紹到已故校長徐楚波的妻子李桂芳時，校友們眼含熱淚，發(fā)自內(nèi)心地長時間鼓掌。徐楚波執(zhí)教六十多年來，生活清苦，不圖名利，秉持真誠的基礎教育信念，堅持教育學生走共產(chǎn)黨指引的革命道路，為國家、為人民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英才?！靶煨烨屣L，余波正興”，他的崇高品格與感人事跡將永遠為后人所銘記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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