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省委宣傳部印發(fā)的《中國人民政協重要文獻》

新華書店發(fā)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重要文獻》

華東軍區(qū)第三野戰(zhàn)軍政治部編印的《人民政協重要文獻》

新華書店發(fā)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重要文獻》

山東新華書店膠東分店出版的《中國人民政協文獻》

南昌市人民書店印行的《中國人民政協三大文獻》

新湖南報編《人民政協文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三個文件是新中國立國的法律基礎。當時的輿論稱之為“三大文獻”。

　　“三大文獻”的起草、修改、通過，都是民主協商的生動實踐。

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

　　“三大文獻”之一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是由譚平山牽頭起草的。

　　譚平山，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后轉入國民黨，并被選為廣東省參議員。在中共的早期黨員中，他最早提出政黨問題并闡述了政黨內涵。從1921年至1948年，他歷經諸多坎坷，但他始終投身于偉大的救國運動中。為防止蔣介石對他下手，在友人的勸告下，1947年他再次逃到香港，和李濟深、蔡廷鍇等人發(fā)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繼續(xù)“反蔣”。

　　1948年9月13日，譚平山與沈鈞儒、章伯鈞、蔡廷鍇4人從香港啟程，乘坐蘇聯“波爾塔瓦”號輪船，于9月29日到達哈爾濱，他們是首批到達解放區(qū)的民主人士，也是最早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準備工作的人。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譚平山被指定為第二組組長，主要負責新政協組織法草案。

　　6月18日，第二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推選譚平山、周新民、葉圣陶等5人討論起草新政協大綱，譚平山為討論起草大綱召集人。

　　6月28日，譚平山主持召開第二組第二次全體會議，主要討論決定新政協組織條例原則、確定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新政協的職權、新政協與聯合政府的關系及其運作、新政協的性質等八項內容，并推選周新民、史良起草初稿。初稿完成后，經征詢各方意見，8月18日，譚平山主持召開第二組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討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的修改，共涉及27條修改意見，包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名稱、各章節(jié)以及具體條目的準確表述等。

　　9月15日，譚平山主持召開第二組第四次全體會議，全體組員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再次提出意見，特別是對草案中的重要表述提出修改意見。這充分體現出以譚平山為首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起草小組一絲不茍、嚴謹細致的工作態(tài)度和負責精神。

　　最終，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這一多次修改和完善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為新政協的召開提供了科學合理的制度依據和保障。

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三大文獻”的第二個文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得益于華北人民政府的創(chuàng)制。

　　華北人民政府在創(chuàng)建過程中，由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華北人民政府，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產生、組成、職權等相關經驗，基本上都為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所吸收。實踐證明，華北人民政府組織為新中國政府組織的建立積累了寶貴的立法和實踐經驗。

　　在1949年6月16日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中，規(guī)定了《各單位代表參加小組的辦法》，對成立新中國的各項事宜作出安排，由籌備會第四小組負責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該組由組長董必武、副組長黃炎培及組員共25人組成，參加籌備會的23個單位除文化界的民主人士外，均有代表參加，體現了籌建新政府的民主性。

　　6月18日，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推舉張志讓等7人準備討論提綱。7月8日，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就政府組織法中的基本問題，如國家的名稱、國家屬性、政府的組織原則、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的產生方法、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組織、最高行政機構的名稱等逐一進行討論，并推定董必武、張奚若、閻寶航、王昆侖、張志讓負責起草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

　　起草委員會于7月9日、29日、8月17日先后開會三次，并征詢了錢端升、王之相、鄧初民等專家的意見，寫成了政府組織法初稿。8月17日，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修正了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并提交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8月26日，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指定黃炎培、馬敘倫、張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對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9月13日，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對草案進行了討論修改。9月16日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修改草案》，并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9月17日，第二次全體會議原則通過常務委員會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并決定提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審議。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9月22日，籌備會第四小組組長董必武在會議上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擬經過及其基本內容》的報告。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從立法程序看，此法是由新政協籌備會第四小組三次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兩次會議、籌備會全體會議一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這樣四個層次會議，經起草、修改和嚴格審核而最終獲得通過的。

起草《共同綱領（草案）》

　　“三大文獻”的第三個文獻《共同綱領》的撰寫任務最早是由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主持的，但當時不叫“共同綱領”，而叫“革命綱領”，全稱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

　　李維漢接受任務后，馬上組織精干力量著手撰寫。1948年10月27日，《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完成。李維漢立即將草稿上報周恩來。周恩來大致看了一遍，隨后通過中央辦公廳分送劉少奇、朱德、陸定一、胡喬木、齊燕銘等人。

　　這份草稿的內容包括簡短的序言和總則、政治、軍事、土地改革、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政策、少數民族、華僑、外交等部分。草稿涉及國體、政體、在經濟上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及發(fā)展文化教育、建立民族自治區(qū)等內容，并明確了其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立國思想，也大都為后來的各個共同綱領稿本所采納。在這一草稿文本中，其重點是“人民民主革命”。李維漢為這個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他在給周恩來的報告中仍然謙虛地說：“稿子是勉強湊來的?！?/p>

　　沈鈞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從香港到達哈爾濱后，于1948年11月25日達成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協議第二項第五款規(guī)定：新政協應討論和決定兩項重要問題：一為共同綱領問題；一為如何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這樣，《共同綱領》開始交由籌備會起草。其起草藍本是李維漢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改，很快就形成了第二稿。

　　第二稿的最大成果是：中共中央將民主人士的意見吸收進來。民主人士認為：“新政協即等于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可產生臨時中央政府?！边@樣，《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第二稿中就寫下了這一明確規(guī)定：由新政協直接選舉臨時中央政府。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2月27日，周恩來依據毛澤東新年獻詞的重要表述，對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之后，將《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民主人士候選名單》《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一起編印成冊，取名為《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有關文件》，發(fā)給有關方面和相關人士閱讀討論。

　　1949年6月16日，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的解釋報告和草案第八條關于表決問題的說明。周恩來明確指出：“起草共同綱領是六、七兩月份的一項極為繁重的工作?！薄斑@次會議期間，凡是重大的議案不是光在會場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當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綱領小組即第三小組組長，另由北京大學教授許德珩任副組長，宦鄉(xiāng)任秘書?！豆餐V領》起草小組的人員陣容十分龐大，有23人：陳劭先、章伯鈞、章乃器、李達、許廣平、季方、沈志遠、許寶駒、陳此生、黃鼎臣、彭德懷、朱學范、張曄、李燭塵、侯外廬、鄧初民、廖承志、鄧穎超、謝邦定、周建人、楊靜仁、費振東、羅隆基。

　　6月18日，周恩來召集并主持了小組第一次會議，就起草《共同綱領》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過去這項工作的開展情況再作具體說明。

　　籌備新政協期間，周恩來非常繁忙，既要與諸多的民主人士打交道，又要處理黨內諸多事務。事無巨細的周恩來為了保證按時拿出《共同綱領》的草案，不得不向毛澤東“請假”：先放下手頭諸事務，集中時間寫綱領。

　　時任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秘書處處長的周子健回憶說：“周恩來同志將他自己關在勤政殿有五六天時間，什么事也不做了，就是集中寫《共同綱領》。身邊帶了一個秘書，為他準備一些材料。起草完以后，便開始進行多次討論?！?/p>

討論修改《共同綱領（草案）》

　　周恩來先后主持召開了七次會議征求各方面的意見，根據大家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對《共同綱領（草案）》進行了反復討論和修改。其中包括由先后到達北平的政協代表500余人分組討論兩次，第三組本身討論三次，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兩次，廣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見，然后再把草案提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最后正式形成《共同綱領（草案）》。

　　這份草案取名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名字標出了“新”字，去掉“革命”二字，意義非常。有“新”也要照顧到傳統(tǒng)。在《共同綱領（草案）》中，周恩來特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后面，加了一個簡稱“中華民國”。

　　在草稿的討論中，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致公黨創(chuàng)始人司徒美堂發(fā)表了中肯的意見：我尊重孫中山先生，但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他的話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8月2日，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向毛澤東匯報《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討論等諸方面情況。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說：“盡快看，盡快改?！?/p>

　　9月3日、5日、6日，毛澤東交代秘書胡喬木：印綱領，校改、再印、再修改……

　　9月7日晚，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把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共同綱領（草案）》草案稿，分送給各位新政協代表，組織他們進行分組討論。

　　9月11日，毛澤東又一次在經過修改后的草案稿上寫下批示：“喬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六時左右送交勤政殿齊燕銘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組修正后，再印?！?/p>

　　1949年9月17日下午，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周恩來主持會議，并代表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作了關于會議籌備工作的報告，同時宣布會議籌備工作已經勝利完成，正式大會即將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了經各方反復討論和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

　　9月22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就綱領草案經過向大會作了報告，著重介紹了《共同綱領（草案）》的一些主要特點。在這次會議上，還成立了包括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在內的6個分組委員會，以最后完成各項文件的起草工作。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由出席政協的45個單位和特邀代表派人組成。45個單位中，只有民盟派出兩人，為章伯鈞、羅隆基，其他均為一人。中共方面的參加者為周恩來。

　　9月28日，政協各單位及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分別舉行會議，對《共同綱領（草案）》作最后一次討論。至此，整理委員會又收到代表意見21件。經討論，除對9月20日印稿中的不正規(guī)字體加以規(guī)范和增添一處標點外，全體一致通過保持原文送交大會主席團。

　　9月29日，政協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分序言和總綱、政權機構、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7章，總計60條，7000多字。

　　在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前，它實際上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

“三大文獻”的不同版本

　　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報道、通過的綱領，人們多是從收音機的廣播、報紙中獲得的。這給學習帶來了不便。

　　針對這一情況，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緊急下發(fā)通知，凡有條件印刷的各地、各野戰(zhàn)軍部隊，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印行“三大文獻”，保證各機關團體、人民群眾能盡早地閱讀“三大文獻”。

　　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通知前，北京借助先天優(yōu)勢，印行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印發(fā)的干部學習讀本《中國人民政協三大文獻》，一個是新華書店發(fā)行的新華時事叢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重要文獻》。

　　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的通知下達后，距北京最近的天津，印刷發(fā)行了由中共天津市委總學習委員會編印的《人民政協學習文件》。隨后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印行了《人民政協文獻》，并在書的封面印制了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而特別少見的是在毛澤東頭像下面的“毛澤東”三個字，僅“澤”字用的是繁體字。

　　在“三大文獻”的印行上，各報社發(fā)揮了印刷上的便利，印行極快：甘肅日報社印行了《人民政協文獻》，新湖南報編印了《人民政協文獻》，大眾日報社編印了《中國人民政協文獻》，云南人民日報社人文部印行了《政協文獻》，經濟快報社編輯了《人民政協文獻》。

　　具有發(fā)行優(yōu)勢的新華書店也快速印行了政協文獻。湖北新華書店編印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文獻》，山東新華書店膠東分店出版了《中國人民政協文獻》，蘇北新華書店印行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重要文獻》。從典藏版本上看，當時在印刷前，這些書店進行了精心準備：雖不是在同一地，但其封面上都有鮮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表達對新中國誕生的祝賀。

　　在“三大文獻”的印行上，松江省委宣傳部出版了干部學習材料《中國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黃底紅字，簡潔莊重，而松江省這一地名，現今也成為了歷史的記憶。1954年，松江省撤銷并入了黑龍江省。也正因此，此版本更具有了典藏價值。

　　當時的大學出版社印行的“三大文獻”，顯現了知識分子聚集的特色：中原大學學委會編輯了《人民政協文獻》一書，封面上精心設計了國旗和毛澤東主席頭像。華東軍政大學政治部編輯了《中國人民政協文獻》，其封面用了政協會徽并將會徽的文字改為“中國人民政協文獻”。華東軍區(qū)軍事政治大學政治部編印了《中國人民政治文獻》，以全紅為書面底色，用黃色字明晰主題。

　　部隊出版印行的“三大文獻”有部隊的特色。華東軍區(qū)第三野戰(zhàn)軍政治部編印《中國人民政協重要文獻》的封面上有地圖、和平鴿、打開的書本和五角星；部隊生活出版社印行的《人民政協文獻》封面上有毛澤東主席頭像和“毛澤東”三個字，這一設計，能讓剛入伍的新兵加深對領袖的認知。華中軍區(qū)兼第四野戰(zhàn)軍政治部出版的則是四冊的套裝版本，每冊開本都是64開，封面都是黃底紅字。

　　“三大文獻”，是法令制度，是決策綱領，雖語句文本少有文學意義上的文采，但簡潔直白，讓人一目了然。而一字一詞的修飾、協商、改定，讓人們對協商民主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記憶，這就是時政文本的特色，是文獻的價值，更是歷史的真諦。

　?。ㄗ髡呦迭h史軍史研究學者、北京市海淀區(qū)翠微路軍休所干部、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