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在上海工作，主要是做救濟工作和佛教方面的工作。為了要成立一個佛教組織，1952年，周總理要我到北京來。1953年我到北京，1954年把家搬來。這以后和周總理見面多起來，談的多是宗教方面的工作。有些外賓來了，與佛教有關的，周總理叫我參加。比如緬甸的吳努總理是佛教總理，他們來，周總理要我見。有時候見外賓，我講話，周總理也在場，他對我還是鼓勵居多吧。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政協(xié)講話，用的都是佛教的語言。我講的時候周總理在臺下聽，這也是對我的鼓勵。1955年，我到日本去，那時候中日邦交沒有正?；?，我就算是作為民間的外交官。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們連翻譯一共是7個人，先到香港，坐英國飛機到日本。日本政府那時候不給簽證，后來日本有一個很有地位的和尚，他同鳩山首相關系比較好，他說這7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佛教徒，可不可以讓他來？鳩山同意了，就給我一個人發(fā)了簽證。我們就請示周總理了。他說：“那么好，去吧！”后來日本方面的朋友又同政府交涉，總算7個人一起去了。 

　　我到日本去，是參加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因為原子彈第一次爆炸就在日本嘛！所以要舉行這么一個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這個大會也叫它廣島大會，是1955年8月6日開的。 

　　1957年我又去了日本，接連去了幾次。我記得有一次從日本回來見了周總理，單獨見的，在西花廳他住的地方。他跟我說，你們跟國際上的人交往不要吵架，不要搞得面紅耳赤，應當是進行感化教育。你看到最近放映的一個電影沒有？是一個朝鮮電影，講一個婦女碰到一個老頭，他很不講道理，這個人并沒有當時就跟他吵起來，她以自己的行動感化了這個人。這部電影我一直沒有看過，后來聽說叫《紅色宣傳員》。那個時候我們確實有人出去跟人家吵得面紅耳赤。這是周總理給我的教育，一個教導。 

　　有一次周總理叫我做一項工作，說：“你把中國的佛教名山去編一個電影吧?！碑敃r賀龍也在，就跟我講峨嵋山是怎么的好。但周總理交辦的這件事情我沒有完成，我覺得很對不起總理呀。 

　　我記得有一次由我發(fā)起的亞洲11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佛教代表會在北京召開。我跟周總理提出，請周總理見見代表，周總理都見了，還答復了各個代表提出的問題。有些外國的佛教徒來，我寫信給周總理，請他見見，他都見，沒有一次拒絕過。柬埔寨有一個和尚來訪問，我寫信給毛主席，毛主席也見了，而且在會客之前還跟我聊過天。 

　　我在西花廳曾聽到有些人不止一次跟周總理說，你這個房子要修一修。那個時候西花廳那個房子還有漏污痕，柱子上的漆都剝掉了。他笑了笑，這個房子始終沒有修。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曾經(jīng)見過周總理在辦公時，穿著套袖。他說，我從來都沒有看到一個國家的總理在辦公的時候還穿著套袖，這樣節(jié)約。周總理對自己那是非常嚴格的。周總理是德范，道德的模范。我概括了三句話：他嚴肅地對待自己，認真地對待事，真誠地對待人。 

　　記得鄧穎超大姐90歲壽辰時，我就講了，鄧大姐很像周總理，他們兩個人很像，都是這樣。周總理對待自己那樣節(jié)約，那樣嚴格。說到認真，大家都知道的。記得那是1975年，毛主席談到古代有一個大翻譯家，叫作鳩摩羅什，是新疆庫車縣人。鳩摩羅什翻譯是很了不起的，是個偉大的翻譯家，他說過：“學我者病”。毛主席引用了這句話。這句話傳到周總理那里，他不懂，就叫秘書來問我。我就書面地寫了，佛教里是有這個話的，你能夠學我的東西，就等于學了最好的藥品了……要是不會學的就是毒藥?？偫磉@時已經(jīng)病得那么重了！ 

　　上海解放初期，我把美國在華的經(jīng)濟合作總署所有的產(chǎn)業(yè)接收了過來。我曾經(jīng)提出來，在上海的經(jīng)濟合作總署是美國援助蔣介石打內(nèi)戰(zhàn)的，那是一個國家的政府來幫助的，所以它有很多的東西，如紗布棉花等。那時候我們的工業(yè)基本上是紡織工業(yè)，是工廠需要的東西。我提出來把這個經(jīng)濟總署的東西拿過來做救濟工作。華東大區(qū)的領導同志說要請示中央。那時我已到了北京，有一天晚上我都睡了，周總理叫人把我找來，到了他那里，那是我第一次到西花廳，周總理就問我這個事。我說這個事可以，我們現(xiàn)在災情很重，皖北大水，蘇北大水，很需要這些救濟款，應該把它拿過來。周總理就答應了。我回到上海就報告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這樣就讓我去跟他們辦交涉。救濟總署的署長叫喬伊斯?路易斯，是個美國人，他見到我相當害怕。我就跟他交涉。我說你把這個東西交給我，我是負責華東生產(chǎn)救災委員會的，談了3天，最后還是破裂了。那時候軍政委員會正在開會，我就向他們報告。第二天，軍管會主任陳毅同志就以軍管會的名義，把他所有的倉庫都封了，接收過來了，都交給我。要說救濟工作，那個時候我的錢最多。周總理那個指示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