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早期有兩個領導給人印象很深,一個是劉介愚同志。我和劉介愚同志有四十多年的交往,我們是一塊從人民解放區(qū)過來的。但有個遺憾,雖然他們很關心關照我,想培養(yǎng)我,但由于當時的政治處境,我比較“落后”,對于我跟劉介愚同志這種私下的交往,別人都說我是受批判的,別連累老領導。后來我又下放接受勞動鍛煉去了。所以,盡管是老領導,感情又那么深,我也刻意地避免了同劉介愚同志的很多交往。另一位唯一接觸多、跟的時間比較長的是楊東莼院長。

　　與楊東莼的交往

　　從1954年到1975年,前后有二十多年,楊東莼院長和劉介愚同志合作得很好。即使在楊東老離開華中師范學院以后,對學校還是很關心。后來,楊東老把我調往北京,到他身邊做助手。他忙于一些政治及社會活動方面的事情,我則協助他做業(yè)務上的,如北洋史資料的編輯等這些工作。受毛澤東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影響,1964年由胡喬木提議,楊東莼、劉大年負責籌備成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調查委員會”,具體實施則由申伯純、楊東莼及近代史研究所負責。楊東老沒有忘記華師, 就把華中師范學院也作為一個參與單位,邀請我和劉望齡老師參加。1964年,因為寫了評價李秀成的文章,我被中宣部宣布為重點批判對象,就灰溜溜地從北京回來了。

　　回來還接著批判。在那種情況下很困難,不能寫文章,也不能發(fā)表文章,更不能教書,怎么辦?我很消極,后來又害了病。家里還養(yǎng)著三個孩子,不是我自己生病了,就是孩子生病。那時候,我們歷史系的馬志琳老教授因為家里孩子小不用管,我也不用管孩子,我們就整天打乒乓球,后來她覺得和我打乒乓球成了一種負擔。因為我請了個保姆,家里是沒有家務的。她不可思議地說,你這都是全國性批判對象了,我看你還是滿不在乎的樣子。我說我不是滿不在乎,我沒有事可干的,我也不能看書,也不能寫文章,我是此生無望了。

　　這時,又是楊東老想起了我,以“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的名義再次把我調到北京,作為組委會成員,就是組委會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的一個助手,協助他們整理文集以待出版。這個事很明顯是他在幫助我,怕我垮掉了。他那個時候還沒有死心,仍舊力圖恢復并拓展社會歷史調查工作,還想恢復對近代史研究。他把整理文集當個事情來做,認為這是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他就應該做好。但是他太樂觀了。很快“文革”就爆發(fā)了。

　　1973年,我到了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并于1974年正式參編。這個編輯部實際上是“四人幫”領導下“文革”小組的一個服務機構,但那個時候我們并不知道。因為在這之前,我一直在牛棚里面,與外面隔絕,他們老批我,讓我寫檢查、交代黑后臺,我交代不出來。他們反過來讓我夸贊戚本禹,我就夸贊戚本禹政治上很成熟,而我政治上不堅定,等等。但是后來沒想到戚本禹也被抓起來了,他們又接著批判我,說我怎么老是跟他們對著干,我原來反對戚本禹,戚本禹被抓起來,我又跟戚本禹好。當時,我是屬于很背氣的那種情況。能進《歷史研究》編輯部也是因為兩個好朋友,他們看我可憐,說章開沅也沒干過什么壞事,無非是寫點文章,偶爾講話隨便一點,怎么老被整這個樣子,就把我借入他們參與的這個編輯部。當時《歷史研究》編輯部歸教育部管,教育部要求呈交一份編輯部名單時,他們就把我列進去了。列進去以后,我覺得好了,放心了。我待在華中師范學院是灰不溜秋的,因為受到批判沒人理我,看到我好像沒看到一樣。一開始我還同他們打招呼,后來我也不打招呼了,因為我知道打招呼別人也不敢理你。被安排到北京工作后,住到了賓館里,覺得自己還像個人樣子,我就跑去看望楊東老。

　　楊東老當時處境也不怎么好。我受批判的時候,實際上他也在受批判。他是作為“投降主義路線”受到批判的。李維漢是當時的統(tǒng)戰(zhàn)部長,楊東老是黨組成員,他們二人的觀點一致,共同作為“投降主義路線”的代表受到批判。此前他沒給我講這些,后來我才知道。但他后來成為保護對象,我去看他時,他很高興,并告訴我國家分配給他一套房,國務院的房,在二樓。那時楊東老已經上了年紀,見到他我也很感動。他不知道我在《歷史研究》編輯部工作。我把這事告訴他后,沒想到他給我潑了盆冷水,說:“你在一個不恰當的時候來到一個不恰當的地方來做不恰當的工作?！彼f我是干不長的。楊東老很少對我這樣講話,后來也沒再正式談論這個問題。然后,他就講“文革”,問我看過《大參考》沒。剛好當時編輯部有這個特權,可以看《大參考》。他說,你看連蘇聯、蘇修都消亡了,沒有常識搞了很多笑話。我講了我的意見后,他接著說:“你看這像話嗎?”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楊東老面帶怒容。他還說他已經給周總理寫了信,談了這些問題。后來,我知道了楊東老為什么這么辛苦。因為他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文革”是不對的。再一個,他跟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平觀點比較相近。葉選平對他不錯,但他又不好公開講,那是揭秘性質的。

　　當時《歷史研究》最大的任務是批儒評法、批蘇修。剛開始編輯部對我還是很看重的,他們認為我文章寫得快,寫得還像個樣子,當然這也是把我抬高了。他們商量后,決定由我起草《歷史研究》副刊的宣言。當時趕得很急,我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但最后拿出來以后,編輯部內部有一些不同意見。反對者說得更糟糕,說這篇文章不像個樣子,沒有“文革”的戰(zhàn)斗鋒芒,全部給推翻了。后來有個叫寧可的承擔了這項工作,是從北京師院借調的,他的語言就很犀利。

　　但是,楊東老是支持我的?！八娜藥汀苯琛芭峙住敝畽C,提出要批所謂“現代的儒”。而我認為我們是搞近代史的沒有辦法搞古代史,而且近代以來沒有有影響力的大家嘛,所以“批林批孔到現代”的政治要求貫徹不下來。找不到現代的大家,我就想到了離現實更遠一些的章太炎。章太炎是當時的法家,就搞章太炎最不好搞、最含糊的部分——《訄書》。我之前雖然教過《訄書》,但如果要寫一篇相關的學術論文還不夠。楊東老就讓我去找馬宗霍。馬宗霍是當時中華書局的老編輯,跟我們學校有點關系。他是馬志琳的父親,章太炎的及門弟子,學問很大。馬宗霍一看我是華師的,又跟他女兒是同事,就非常高興。中華書局有很多白文版的書,就是沒有標點的書,甚至于一些文選也專門印成白文用來訓練年輕人。他讓我當面把這個前言讀一讀。幸好我教過《訄書》。他說:“不簡單啊,你可以啊,跟我的意見是一樣的。”這讓我受寵若驚,后來算是勉強交了卷。通過這件事我想,盡管楊東老知道我在《歷史研究》編輯部干不長, 也希望我能表現得好一些,不要再在政治上冒出其他的問題。

　　到1975年,鄧小平復出,對“四人幫”沖擊很大,包括《歷史研究》也一樣受到很大影響。比如在《歷史研究》的用人問題上。以往,教育部不從下面高校調人,而是從學部選用人才,因為認為學部的力量更強一些。受此影響,教育部還是把之前“四人幫”控制下的《歷史研究》編輯部的人撤掉、趕走,而讓黎澍重新來抓。我在《歷史研究》編輯部也是被批判來批判去。他們就是看不慣我,內定我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就很可笑,我為什么成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呢?因為編輯部里有兩個高級講師,我和胡繩武,當時工資什么的都是論級而定。但胡繩武家里人多口多,他又抽煙,他老婆就限制他,每月給他寄的錢很少。而我老婆可憐我,覺得我生活不容易,另外我的小女兒也在我身邊看病,要管兩個人,所以每個月我的工資最高,錢是多多的。賓館柜臺上的服務員也偷偷議論,認為我們這幾個人怪怪的,常年住在高級賓館里,吃的好喝的好,也沒看到做什么事情,覺得我們像個怪物。而且,在這堆“怪物”里章開沅錢最多,再加上平常講話隨便,后來就有人暗中欺負我。借口我經手發(fā)表的張春橋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個標點什么是錯的,2萬冊《歷史研究》涉及到張春橋文章的全部銷毀,結果就交不了賬。他們藉此說我“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尊重”什么的,一下子把錯誤罪名定這么高。

　　所以政治運動是很可怕的,我對這個深惡痛絕。有動機,找對象;要找對象,就有對象。因此,我離開了《歷史研究》,離開了那個是非之地。臨走前,我去跟楊東老告別,那是我最后一次見他。楊東老在醫(yī)院里打吊針,他特意趕回來了。因為剛打完吊針,他的樣子很疲憊,而且年紀也大了,精神不太好。聽說我離開了《歷史研究》編輯部,他倒很高興,說:“我說的你干不長的吧?！蹦鞘?975年,我堅持從《歷史研究》編輯部回來了。

　　回到華師后,政治系一個有名的教授和個別老師又聯名寫我的大字報,給我提了十個問題,說我在《歷史研究》干了什么壞事、和“四人幫”的關系怎么樣,等等。那時學校黨委和歷史學院黨委對我挺好,知道我沒干,但也不知道我在《歷史研究》受到批判。而這些我又不好意思講,擔心講了以后丟人。

　　那時,我以為我還可以到北京去,還可以見到楊東老。后來,北京一些朋友給我講,楊東老晚年情緒很高?！八娜藥汀笨迮_后,他寫詩吟詩,過去是素食者,從來不吃肉的,后來什么都吃,炒豬肝、腰花都吃,想開了,高興了。但沒想到得了老年癡呆,最后于1979年去世。當時,我在美國。

　　感念楊東莼的幫助與引領

　　楊東老影響了我一生,可以說決定了我整個的學術思想。他要不把我借調到北京,我一直在桂子山,孤陋寡聞,學問不會做大的。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什么叫學術界,接觸到了很多很多的良師益友,特別是資料,如北圖、近代史研究所等。

　　總的來講,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楊東老始終沒有放棄我。在我迷失方向的時候,他指點了我向前的道路。所以,“文革”期間我基本上沒有錯上加錯。有些人被造反派逼得跟著“四人幫”跑去了,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所以,我對周一良、湯一介他們是能夠理解的。當時我們處境差不多,或者他們處境更糟,基本是尊嚴全失。不要以為他們都是壞的,其實他們都是書呆子,“四人幫”是請他們來從專業(yè)的角度批儒評法,批蘇修的,談的時候都是非常專業(yè)的事情。以后有人罵周一良,周一良不是寫了《畢竟是書生》回應嗎?

　　在那樣混亂的情況下,楊東老確實講過這樣的話,非常明確地反對過、敵視過“文革”。我不是美化楊東老,而是帶著感恩的心情去懷念楊東老。

　　作為教育家、革命家和學者的楊東莼

　　華中師范大學真正地正規(guī)辦大學是從楊東老開始的。楊東老之前長期在大學教書,在桂林時曾辦過干部學校,為黨培養(yǎng)了一批干部。他是懂教育的,也善于教育管理,確實有管理能力。他曾用過一個極形象的比喻,說,我們檢查工作,無論是自己的還是到別的學校檢查參觀,主要看兩個地方,就大體上知道學校的情況,一個是“進的”,一個是“出的”?！斑M的”是指食堂,“出的”是指廁所。因為他關心民生,以生為本,“以生為本”不就是吃飯和解手兩件事嗎? 再一個,廁所很容易被忽視,而圖書館、實驗室都是容易注意到的地方,這些地方是最容易做的。如果一個廁所、一個飯?zhí)门昧?這個學校就好了。這是從教育家的角度來講的。

　　從革命家的角度來說,楊東老長期投身革命,早期做啟蒙運動,包括建黨,是最早的中共黨員,參與領導工人運動。大革命失敗后,楊東老東渡到日本做翻譯,同黨失去了聯系?；貋碇罄^續(xù)做兩方面的工作,表面上是教教書,宣傳進步思想,另外是做些政治上的工作,參與“救國會”。他并不是“救國會”的主要人員,但是代表人物,曾代表“救國會”到廣西與李宗仁、白崇禧“共商國是”。盡管他退黨了,仍然同黨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解放后,他做了一段教育工作,然后就到國務院去了,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文史館長等,直至退休。

　　在文史資料上,楊東老也有建樹?，F在講做口述歷史,當時籌備的“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調查”是國家最大規(guī)模的,舉全國性力量做的口述歷史。還有《文史資料選輯》,雖然并不是都那么優(yōu)質完美,但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因為我參與其中,是有所了解的。其中北洋史資料就是我和溥儀兩個人在管。我們把資料分甲、乙、丙三類。甲類,就是照發(fā);乙類,就是修改可以發(fā);丙類,就是不能發(fā),但還有一點意義,可以留著參考。雖然留著參考不會發(fā),多少也有點稿費。其他的稿費就多一些,不是一丁點能解決。但是,像章士釗他們,就不能給稿費,因為給稿費就顯得太少了,不好意思,就送中華煙。

　　對楊東莼品格和精神的學習

　　我是以多重身份來懷念楊東老的:是同事,是楊東老的學生,也是楊東老的受益者。我想我們從楊東老那里學到的,最可貴的就是要跟著時代潮流,但不是順著時代潮流。楊東老“反右”就適可而止,他并沒有因為這個而邀功。“文革”的時候,這方面表現得很明顯。他不去揭發(fā)別人,也不承認錯誤。所以,作為一個大學校長既要順應潮流,但也不能完全盲目地跟從潮流,要有自己的獨立性。關于這一點,我附帶講一下鄧季宣——我中學時的校長,國立九中的校長,也是過去的大學教授。他在辦校時提出了幾項精神:自由精神、自主精神。作為校長,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不一定靠別人,而是靠你自己的行為、人品的影響和你的辦學理念來辦教育。在這方面,楊東老不簡單。

　　楊東老是個做學問的人,一生以學術為本。他做馬克思主義研究,從最根本的馬克思著作淵源著手,扎扎實實地翻譯,從馬克思主義源頭來講馬克思主義。說到起源,他翻譯的摩爾根《古代社會》是上世紀最好的譯本,使他一舉成名。到了晚年,他對該書還不滿意?！拔母铩币院?又找馬雍、馬巨兩個人協助他重新翻譯這本書。楊東老做學問是很謹慎的,他要是想寫書,估計能寫很多,但他很謹慎。

　　我回憶得不夠全面,可能是因為對他的感念太多。但總的來講,“文革”前武漢教育界有兩個了不起的大學校長,一個是李達,一個是楊東莼。而楊東莼更活躍一些,行動能力更強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