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章開沅教授是享有盛譽的史界前輩，60多年來，章先生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領域里勤奮耕耘，一直是領風氣之先的重要學者，在張謇生平與思想、辛亥革命史、中國現(xiàn)代化史、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文獻、荊楚地方史等研究領域都推出了重要成果，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科的發(fā)展與完善貢獻很大。章先生還是著名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在海內(nèi)外皆有很大影響。

　　章先生此次接受本刊采訪，回顧往事，憶念師友，多抉隱鉤沉之談，可視作與新中國史學史關系甚大的口述歷史。

　　章開沅教授簡介：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現(xiàn)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代表作有，論文集《章開沅學術論著選》、《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鴻爪集》、隨筆集《實齋筆記》、《史學的遠航》，專著《辛亥革命史》（主編）、《張謇傳》、《貝德士文獻研究》、《平凡的神圣》，另編有大型資料集多部。

　　訪談時間：2012年 1月 5日

　　訪談地點：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章開沅先生辦公室

　　采訪者：李衛(wèi)民（以下簡稱李）

　　被采訪者：章開沅（以下簡稱章）

　　李：您今年 85了吧。

　　章：進入第 86個年頭了。我的訪談也做了好多次了，這次也簡單說一說吧。前一段，采訪大多是圍繞辛亥革命，你也可以換一個角度。

　　李：這我也想過了，這次也可以做一個您的口述歷史，關于您的人生經(jīng)歷和學術生涯的口述歷史。

　　章：你可以隨便問。

　　一代宗師邵循正與忠厚長者楊東莼

　　李：我采訪過北京大學歐陽哲生教授，他是林增平先生的學生，林先生和您很熟。

　　章：林先生，當時他那里沒有博士點，他還是掛在我們這邊。

　　李：要不，請您談談這些吧。您是老一輩的史學家，在前一兩年，我已經(jīng)采訪了一些學者，像林華國教授、姜濤研究員、董叢林教授等等，我都請他們談了各自的師承。我想，把大家的回憶合起來看，對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會有比較清晰的輪廓。

　　林華國先生特別提到了他的老師邵循正先生，邵先生在北大很受推崇，但現(xiàn)在卻不大被人提及。

　　章：現(xiàn)在寫邵先生的文章確實太少了。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學生沒有幫他把東西都整理出來，他的東西還是不少的。邵先生的條件很好，關于他的情況，應該去找張磊，林華國在后面一些。還有一個，已經(jīng)沒法采訪了，就是李時岳，他已經(jīng)過世了，當年，他也是追隨邵先生左右的。李時岳是邵先生的進修教師，張磊是他的及門弟子。梁從誡也是邵先生的學生。

　　李：就是那位搞環(huán)保宣傳的。

　　章：對，人的一生可以有多種選擇，梁從誡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不會比他的祖父梁啟超少。他是開天辟地的，環(huán)保組織NGO，他是走在前面的。

　　李：那請您談一談邵先生吧。

　　章：我對邵先生了解得不多，但是，也有些接觸。了解情況比較多的，是廣東的張磊，福州的徐如、戴學稷，他們都跟過邵先生。南大的、研究會黨的蔡少卿，給邵先生當過秘書。他們對邵先生的了解，應該不比林華國少。

　　我不是北大的，也沒有到北大進修。我是1963、1964年在北京，當時，侯仁之先生很關心我，我不是大學沒有畢業(yè)么，只讀了兩年，就參加革命，大三就出來了，一直在工作。1961年以后，學校領導要培養(yǎng)一批學術骨干，原來的那種大躍進、教育革命、史學革命，這些做法不行，要重整家園，要按照教育規(guī)律，挑選一些有培養(yǎng)前途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很多南下的，都到人民大學、華東師大、東北師大，隨蘇聯(lián)專家進修。我覺得自己的積累快用光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領導答應給我兩年時間，讓我自己想辦法找機會進修。侯仁之先生很關心我，侯先生和我都是全國青聯(lián)的，我是全國青聯(lián)委員，他是常委。還有一點，這好像不大好講，因為和外國人有關系，他是燕大的，我是金大的，都是教會大學。當然，他是燕大的高材生，司徒雷登校長很看重他。教會大學的人，都會有些特點，有些氣質(zhì)，溫文爾雅，多少還是受到校園文化的熏陶，大多富有同情心。侯先生很關心我，當時在全國青聯(lián)，我們都屬社科界，他知道我的情況，曾經(jīng)向邵循正先生推薦，讓我去做進修教師。邵先生也很高興，很歡迎。

　　但是，我們的老校長，楊東莼，希望我到他那里去。楊東老是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的學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最早的18個會員之一，原來是跟著周總理，李克農(nóng)是聯(lián)系人。1927年，他和黨失去聯(lián)系，流亡日本，仍然在做進步文化工作。后來又和黨有了聯(lián)系，沒有黨籍，但是還是在做革命工作，負責救國會，負責和桂系軍閥聯(lián)系，總理對他很了解。他1954年從廣西大學被調(diào)到我們?nèi)A中師范學院做院長，待了3年，大家對他印象很好，因為他是個真正的教育家。周恩來對他很念舊，知道他在知識界影響很大，會做知識分子工作，就把他調(diào)到國務院做副秘書長，負責文教這一塊，當時叫 “八辦 ”。雖然調(diào)走了，但他對我仍然很關心，是我的恩師。他沒有教過我的課，但把我當作他的入室學生，臨走時，把一箱子近代史書籍都送給了我。我到北京進修的時候，學校黨委也托了他，當時他已經(jīng)去了統(tǒng)戰(zhàn)部，去做民主黨派的工作，還是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副主任，主任是范老。他當時正在籌備征集北洋軍閥的文史資料，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口述歷史。楊先生希望我在他身邊，幫助他做一些事情，就通過全國政協(xié)給我們這里下了借調(diào)函。這樣，我沒有去成北大。

　　邵先生和楊先生關系很好，他也參加征集北洋資料的工作。我和邵先生隨楊先生一起去過天津，去找北洋的資料，也到他家去過。邵先生是一個恂恂儒者，生活在他那個簡樸而又風雅的書齋里面。

　　老一輩對我的影響很大，楊東老的寬厚，對失意的人的撫慰，讓我印象很深刻。徐盈，《大公報》的記者，大右派，楊東老也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多加照顧，徐盈也把楊東老作為可以傾訴的對象。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徐盈也很關心我。楊東老對王蕓生也很好，他們是老朋友。楊東老很念舊，幫助弱者，特別是幫助政治上受迫害的人。當然，他也不敢公開反對當時的政策，只能是在私下做一些事情?！拔母?”之前，楊東老就和李維漢一起被批判，說他們是投降主義的代表。

　　引領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師：范文瀾

　　李：您當時和范老是否也有來往。

　　章：說起來不好意思，直到 1961年開辛亥革命會的時候，才見了一面。我到解放區(qū)去，他是中原大學的掛名校長，當時，我在白區(qū)，愛發(fā)牢騷，也愛寫時評文章，形勢比較緊張，要大逮捕，就去了中原解放區(qū)，正好中原大學搬到開封，我就是慕名而去的。

　　當時，我對革命的理解就是打仗、流血、犧牲，我看過很多文藝作品，特別是關于巴黎公社的，還有《羅亭》，諸如什么街壘戰(zhàn)、高舉紅旗倒下等等，讀過很多遍高爾基的《母親》，英雄崇拜嘛。這是不是共產(chǎn)主義覺悟，很難說，無非是一股潮流。我到了解放區(qū)，這才知道，革命也和結(jié)了婚平平常常過日子一樣，并非總是轟轟烈烈的。特別當時，全國都快解放了，解放區(qū)本身也要建立新中國，而地區(qū)要我們?nèi)ギ敼珓諉T，不過和國民黨的公務員不一樣，組織性、紀律性強，我們這些白區(qū)來的大學生不一定能適應。地方領導干部對我們的期望也太高，一個京滬杭的大學二三年級的學生，在那里被看得很重，需要干部嘛。但是，能有多大學問？膽子大一些，寫過一些東西，但也是很皮毛的東西。報社讓我們?nèi)マk報，但我最害怕派我去做銀行工作，我想，參加革命以后，還要去銀行？以前，我讀過會計專訓班，還寫過《漫話金圓券》，是從貨幣學的角度寫的，我是真正接觸過一些經(jīng)濟學的。我后來曾經(jīng)開玩笑，是給范老 “騙”去的，哪里是想去學歷史。我對范老，確實是慕名。

　　范老的《中國通史簡編》在白區(qū)也很流行，我是在一個托派辦的拔提書店里買到的。當時，我的很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念，不少是來自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寫的書，第二國際的一些書籍我也看。一些地下黨從莫斯科偷運來的書，《聯(lián)共黨史》、《列寧主義問題》、《國家與革命》，還有毛澤東的一些文章，如《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也看，我的腦子里，各種各樣的思想都有。我早期接觸到的不少馬克思主義，后來都成了修正主義了。當然，現(xiàn)在又得重新看，第二國際不一定都是錯的，第三國際不一定都是對的。

　　但是，這一段虛擬師生關系，范老也認。我這個人運氣好。1961年，我建議召開全國性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那時，我太大膽，自己也沒有看過多少辛亥革命資料，只是感覺，辛亥革命50年了，應該有一個研討會。我原來是被下放到偏遠農(nóng)場， 1959年回到學校，教學已經(jīng)開始走上正軌，學術活動恢復了，重新貫徹 “雙百”方針。我當時想做點學術研究，就建議召開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研討會。學校也認為，這是好事，武漢是辛亥革命首義之地，應該辦個研討會，但是沒有把握。報到中宣部之后，中宣部遲遲沒有表態(tài)，后來，湖北省社聯(lián)，那時還沒有社科院，社聯(lián)也很小，他們派人和我一起去北京，找到中宣部。當時他們根據(jù)北京的一些史學界前輩，包括一些革命老前輩的意見，想做一些糾正學風的工作。范文瀾曾經(jīng)就此寫過一篇《反對放空炮》，把這方面的意見集中起來了，是專門針對教育革命、史學革命流弊的，批評當時的以論代史，不能讓歷史都變成經(jīng)典著作的注釋，要真正地做學術研究。黎澍說，你們這個會，就要承擔扭轉(zhuǎn)學風的任務。所以現(xiàn)在看起來，我真是小材大用了。我才30多歲，貿(mào)然提了一個建議，適應了中央的需要，就得到了同意。一開始，還不讓我講，要我保密，先不要對湖北省委講，中宣部要自己通報。

　　那次進京，我專門去近代史所查閱資料。當時我已經(jīng)寫了一個稿子，《從辛亥革命看資產(chǎn)階級性格》，這是我的第一篇關于辛亥革命的論文，也是從理論方面談得較多的一篇，和以后的那種實證性的研究還不大一樣，這是一個大題目。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有一個機關刊物，《和平與社會主義》，那里正在討論資產(chǎn)階級問題，怎樣對待資產(chǎn)階級，所以，我的思路接近這個思路。我寫這篇論文，就是要探討資產(chǎn)階級的兩面性。我想，范老是權威，又是近代史所的所長，我就大膽地把初稿寄給范老。范老看到我是中原大學的學生，交代近代史所好好接待我。

　　當時近代史所的人都到農(nóng)村去了，但留下兩個研究員，還有一個學術秘書劉桂五，相當于秘書長，他們 3位接待了我，給我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見。后來在武漢開會，我在會上作報告，范老、吳老聽了以后很高興，因為他們要扭轉(zhuǎn)學風，我是得了風氣之先。在一次私下晤談時，黎澍根據(jù)范老的意向?qū)ξ艺f，你不要過多玩弄那些名詞，什么“社會主要矛盾”之類，那都是虛無飄渺的東西，還是要扎扎實實寫文章。會上，我還發(fā)表了另一篇文章，集中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辛亥革命發(fā)生在武漢？反應也不錯。范老對我們還能認真查資料、查檔案，是極為贊賞的。吳老還提出一點，以后不要光是發(fā)文章，還應該寫大著作。這話我沒有忘記，一輩子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我后來多次去近代史所，也不敢打擾范老，他很忙，我是個內(nèi)向的人。近代史所的劉大年、黎澍、李新等領導和同事，都對我很好。

　　嚴謹認真的劉大年

　　李：當時近代史所是劉大年在具體負責，劉在近代史所也很有威望。

　　章：劉也耽誤了一批人。后來，胡繩當社科院院長，接替了馬洪，胡繩希望近代史所能夠扭轉(zhuǎn)過去的那種工作方式。以前，也是受蘇聯(lián)影響，一開始就是集體編幾部大書，歷史研究所是幫郭老寫書，《中國史稿》；二所是幫助侯老寫書；近代史所主要就是以大年為首幫助范老寫《中國近代史》，把很多人才給耽誤了。那里是藏龍臥虎之地，主要是從北大抽調(diào)了很多人才，都很優(yōu)秀，有些還是世家子弟，有家學，像錢宏就有家學，他是柳亞子的親戚，他們不管是從學術背景，還是從家庭教養(yǎng)上看，都很好，有些人外文也很好，但都是在集體寫這一部書。這種模式很有問題，分工分的很細，有人就分那么一點點，按照提綱，某人只管那一小部分，寫好之后，定期來討論。要求倒是很高，治學也很謹嚴，一定要讀原始資料，要讀報刊，像劉桂五等老同志都是這樣。但是，顯示不出個人的東西。就寫那一點東西，可能能出一兩篇文章，沒有更多的東西。成果就是那共同寫的一本書，那本書連標點符號也要討論，改過來改過去。而且，政治上的影響也很多，還要強調(diào)為政治服務，經(jīng)典著作的教條約束性也很強。

　　劉大年在宣傳部門工作過多年，紀律性很強。劉本人是不錯的，他讀過國專，國學修養(yǎng)很好，他的最后的成果，是在姜濤協(xié)助下整理編著了經(jīng)學史。在范老的門戶里，能夠獨立地清理經(jīng)學，很不容易。范老的經(jīng)學，是傳統(tǒng)經(jīng)學，說是馬克思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與他的經(jīng)學闡析，還是兩張皮，劉大年是真正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經(jīng)學。他確實懂經(jīng)學，受過基本訓練，這些東西，必須從原始文本讀起。劉大年是湖南國專的，那些經(jīng)典都是要背誦的，劉這樣的人現(xiàn)在很難找。姜濤也很不錯，幫他實現(xiàn)這個愿望。原來，范老曾是黨內(nèi)唯一一個可以談經(jīng)學的。

　　當然，劉大年可能沒有想到，他的那種工作方式，對培養(yǎng)人才不利。就像一座機器一樣，研究人員變成機器的部件了，他當然是總工程師。劉大年跟黎澍、李新不一樣，黎澍是重視個性解放的，所以，黎澍帶的學生都很不錯，耿云志是一個典型。李新更放手，李新的學問不一定有他們兩位好，但是，李新會做人，他對年輕人的起點并不是太計較，他領導的民國史研究，最出人才。李新膽子大，他敢上這個項目，楊天石等等，這樣一批大家就出來了。

　　近代史所是“一國三公”。你們可能不知道，我和這“三公”都有交往。哪三公，這三個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外面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他們有時會有些矛盾。劉大年當然是主流，他緊跟中央，李新、黎澍有些liberal,講話也隨便，有時故意講一些話來頂撞。黎澍和李新談得來，我們年輕人也喜歡和他們兩個交往。

　　思想解放的先驅(qū)：黎澍

　　李：黎澍先生 1980年代初是風頭人物。

　　章：黎澍早就思想解放了。黎澍去世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東西，我原來對黎澍印象不好，他是中宣部理論處處長，他對侯外廬的批評，有些過分。侯外廬寫文章有些怪，他的學生也這么說，張豈之就是這樣一個意見。侯外廬的班子也是出人才的。侯老可能是讀外文的東西太多了，他自己經(jīng)常弄外文，學問是很好，但文章不好懂。黎澍寫文章批評用語尖刻，我覺得不應該。黎澍在他們面前，也應該算是后輩了，不能這樣輕慢前輩。我也看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感覺當時黎澍的東西，沒什么味道。

　　但是，我沒有想到， 1961年，我一見到黎澍，就被他吸引了。他這個人不簡單，有很宏大的氣魄。另外，他很重視理論，他鼓勵別的學者學哲學，而且要學哲學史，我受他的影響很大。

　　李新對我的影響，就是怎樣做人，怎么樣對待年輕人。他對年輕人比較放松，他很平易近人，愛講笑話。這種作風很有意思。他在晚年對我也很好，凡出書，都會寄贈，我很慚愧，沒有給他多做宣傳介紹。

　　我和大年接觸最多、最久。胡喬木曾向我們學校和統(tǒng)戰(zhàn)部建議，成立一個中國近代社會歷史調(diào)查委員會，是胡喬木委托楊東莼、劉大年、黎澍3個人創(chuàng)辦，黎澍實際上正在主持批判 “蘇修 ”，他有一個班子，研究邊疆問題，批判新老沙俄。所以只有楊東莼、劉大年具體負責調(diào)委會籌建，劉大年的工作非常細致，非常嚴謹，是一個一絲不茍的人，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也有些問題，管得太細，過于謹慎。當然，他晚年思想還是比較解放的，他寫的關于歷史發(fā)展動力的問題，觀點就有變化。但是，在之前很長一個階段，相對而言，他比較保守，這也是出于黨性。

　　黎澍就不同了，他認為學術就是學術，不能政治化了，學者應該超越黨派、民族、國界之上。我比較同意黎澍的理念。我一直與黎澍關系更親密一些。大年對我很和藹，我對他也很尊敬，但是親近不起來。他做事非常細，什么都替你安排好了，你去執(zhí)行就行了。

　　我們的辛亥革命的會開得這么好，這個模式、這些程序都是劉大年設計的，真是好，真是省心。但是，我們這些舊大學出來的，總是想，人應該有些個性，不應該管得那么死板。

　　李：請您再談一談黎澍先生，他在1980年代的理論創(chuàng)新很引人矚目，某一個階段，他的處境也很困難。

　　章：黎澍很早就受批判了，他曾經(jīng)寫過《讓青春發(fā)出光輝》，為這已經(jīng)受了批判了，說他是要把青年引入歧途。那篇文章其實也是受中央安排寫的?！拔母铩逼陂g，在知識界有一股潛流，這股潛流，可能只是涓涓細流，沒有匯成河，但是，也一直存在。黎澍和楊東莼是湖南老鄉(xiāng)，私下交流的很多。還有的潛流，就是右派，二章：章乃器、章伯鈞，以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為中心。楊東莼家，也是一個中心，對若干錯劃右派者，如徐盈等，多少有點保護與關切。1972年，學校開始招生，工農(nóng)兵學員進校，我的處境好一些了，可以上課了。戴逸和蘇雙碧正在參與《歷史研究》的復刊，要推薦一些人來主持編輯部，戴、蘇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知道我在下面挨批，想拉我一把，把我推薦去了。我進了北京，楊東老很高興，知道我要去《歷史研究》編輯部，突然變了臉色，他說，你是在不恰當?shù)臅r間，到了一個不恰當?shù)牡攸c，做一件不恰當?shù)墓ぷ?。他還大罵“批林批孔”，他說，你看過大參考沒有，你看，連蘇聯(lián)都在罵我們，他說，這是民族的恥辱，他已經(jīng)給總理寫信。我當時并不清楚，聽了東老的話，明白了。當時，黎澍和葉選平住得較近，知道一些葉帥的情況。后來，在編輯部內(nèi)部，關于“評法批儒”，我和胡繩都有保留。讓我們寫章太炎是近代法家，近代哪有法家？漢以后就是儒表法里，沒有真正的法家。后來我寫了一篇《論訄書》，也沒有明確說章太炎是法家。

　　我和黎澍有很多共鳴的東西。1975年，黎澍重新接手《歷史研究》，鄧小平當時正搞整頓，原來《歷史研究》跟“四人幫 ”跟得太緊，要改組《歷史研究》，黎澍希望我留下來，我還是走了。這之前，黎澍帶著我們到東北走了一趟，本來還想去邊界，中央不同意。黎澍是高級干部，參加過 “批修 ”（邊界問題）寫作，怕不安全。隨后，黎澍很快又被打倒了。

　　“文革”結(jié)束后，中國史學會恢復活動，黎澍興致很高。胡喬木在報告中提出來，史學不能成為政治的婢女，大家覺得很興奮。黎澍可能對某人的講話有看法，跑過來對我耳語，說有些人就是想以史學界黨的代表自居，黨需要你代表么，你能代表黨么。他又說了一句話，我不大理解，他說，我看你像一個想說真話的人，說真話的人，要準備掉腦袋。這話我是記得很清楚，但不大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覺得這是老一輩對我們的期望吧。這些年來，我做研究，始終保持底線，堅決不說假話。有時候，我也可能不說話，但堅決不說假話。

　　千古文章未盡才：胡繩

　　胡繩正好和劉大年相反。我晚年同胡繩接觸很多，關系很好，比和大年的關系還要好。

　　胡繩真是大家風范，你在他面前不需要任何防范，不需要任何保留。胡繩不像黎澍那么自由主義，但是，他極端的寬容。大年就是太嚴謹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樣，每一個字都經(jīng)得起推敲，每個標點都不可更易。但是，覺得他有點太馬列了，太主流了。我們也不是怕他，他也沒有批判過我們。領導很喜歡他，范老很喜歡他，他靠得住呀，能辦事。他是不顧一切都在干，生病、吐血，他都在拼命干，確有共產(chǎn)黨人的風格。各有各的特點。

　　胡繩有一段常帶著我們出國。我走出國門早一些， 1979年就出國了。教會大學有它的特點，在國內(nèi)，好像是大家都覺得它不大公眾化，有點紳士氣，其實，我出身貧苦，家里破產(chǎn)，也紳士不起來，但可能不自覺地受他們的影響。國門一打開，教會大學的學生就占便宜了，一個是外語沒有全丟，再一個，行為舉止還是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在學校里都是這樣，見了面，都是 “sir, good morning”，在香港，在國外，都是這樣，很自然。我一出國，他們都以為我是英美留學生，其實我沒有留過學。外國人很看重我，我的老師貝德士博士在美國也培育了一批人，很多大學者知道我是貝德士的學生，他們很多人都已經(jīng)是講座教授，我當時是剛提的副教授（我是1978年才批下來副教授，是為我落實政策，戴逸他們早就是正教授了）。由于師出同門，這些外國學者都幫助我。我去的地方多，美國、日本，很多著名大學都去過。胡繩很重視這一點，他說： “你一定要把在國外的經(jīng)驗告訴我”。他以前是做地下工作，又是做宣傳工作，現(xiàn)在要代表社科院出去，是作為歷史學者出去。我向他介紹的經(jīng)驗，其實也是外國友人告訴我的，主要就是要學會幽默。我說，幽默太有用了。我第一次出去，一個美國學者就跟我說，注意兩點，一個是不要講得太專門，你面向的聽眾不是專門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他們是把你作為中國歷史學者來看待的，面要寬一點；再一個就是希望你懂得幽默。我懂得一些幽默，我看過一些林語堂的東西，魯迅不大喜歡林語堂的幽默，但是西方人比較看重這些。這位學者對我的提醒，我能夠理解。所以，我在美國，注意用一種風趣的語言來演講，一開始就把聽眾吸引了，靠近了。經(jīng)常遇到挑釁式的問題，也可以輕松化解。幽默就是你比他更高，從容應對。學者不是外交官，不要用政治性的語言來講。我就向胡繩說了這些。

　　胡繩這種人，那真是絕頂聰明，一點即悟，字也寫得好，詩也寫得好，我們很多人都趕不上他。他也是世家子弟，他本來姓俞，是蘇州俞家后代，他 16歲寫文章，和魯迅討論語言文字問題，日本學者都認為，胡繩很了不起，因為，魯迅都稱他為先生。其實，那時候就是這樣稱呼，不分年齡大小。

　　我隨胡繩參加1982年芝加哥辛亥革命研討會，有國民黨學者來參加，是兩岸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

　　胡繩事先也沒有什么布置，讓我自由自在任意發(fā)揮，不像劉大年什么都要事先安排好。我們?nèi)ブ?，連那些臺灣學者的文章都沒有看到，在飛機上見了一面，他們不愿和我們講話。會議的主辦方也是好意，把我們兩岸學者邀請到一起吃個飯。在會前一天，他們的 6篇論文才送來，還都是英文。胡繩找了我去，指定我作答辯人。當時，會議評論人是美國人，一方只能有一個學者來答辯，胡繩指定我來答辯，要我留在旅館里看文章，他們都出去游覽去了。會上，我也不想引起什么爭論，大家在一起能夠開會，就很好了。我講的是，我們雙方有很多共同的東西，不過有些地方也存在分歧，像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zhì)。后來，胡繩作了總結(jié)，就散會了。本來，我們還想和他們握握手告?zhèn)€別，秦孝儀很小氣，把臺灣學者都帶走了。唐德剛這些美籍華裔學者，想讓我和張玉法在一起把酒言歡，只有我一個人去了，胡繩也沒有多問。

　　胡繩的成名作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寫得真好，我們是作為教科書來用的。他的這部書，不像范老的《中國近代史》那么正規(guī)，但是，其中的分析很吸引人，更深刻一些。胡繩在 1980年代以后，才慢慢反省，他還是受了很多約束，“三次革命高潮”，根本都是主觀拼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怎么能找得到，一個戊戌變法，一個義和團，第一次和第三次還好說一些，他這是受約束。胡繩本來是可以成為學術大師的人，很有天分，也不比陳寅恪差多少，他對整個中國社會的了解，對傳統(tǒng)文化的把握，都是不錯的，很年輕就成為黨內(nèi)的頂尖筆桿子。

　　李：您和胡喬木先生有聯(lián)系么？

　　章：隔得太遠，只有點間接關系，我還是和胡繩關系密切一些。在美國的時候，胡繩和駐美大使柴澤民商量過，想和臺灣建立第三通道，我們的大使館是與臺灣駐美辦事處有熱線聯(lián)絡的，柴大使可以和錢復通話。因為胡繩的關系，柴澤民和我們講話，沒什么間隔，他請我們吃飯，席間錢復來電話，兩人談了一陣。他對我們說，這畢竟不方便，兩邊都是官方，也不好公開，想建立一個民間渠道，在美國建立一個文化機構。趙復三是社科院常務副院長，他的秘書回國以后對我說，他們和你說了沒有？要在俄克拉荷馬市立大學建立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那里原先是臺灣官員子弟留學鍍金的地方，現(xiàn)在，那里的校長想和大陸合作，建立這樣一個機構，便于大陸和臺灣聯(lián)系。 他們內(nèi)定要我去當院長，但我還是想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不愿介入政治。1989年風波以后，此事就沒人再提了。

　　“活神仙”：陳慶華

　　李：您 1979年就走出國門，廣泛接觸外國學者，您覺得他們和我們大陸學者在治學風格上有什么不一樣？

　　章：在這之前，我已經(jīng)做了一些工作。寫《辛亥革命史》的時候，必須了解國外的成果，所以，我從1976年開始，“四人幫”還沒有垮臺，因為我懂英語，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了。那時，有個好處，就是有個北京圖書館，很多外國新書都可看到。當時，還有就是北大的陳慶華很愛看外文書籍，他也給我提供很多線索。

　　李：陳慶華也是邵先生的學生。

　　章：師友之間。陳慶華是陳寅恪的學生，是邵先生的同事，當然，邵先生的資格老。邵先生與他合作得很好，只有陳慶華能理解邵先生，也只有邵先生才知道陳慶華的真本事，知道陳慶華是個寶。他倆都不愛寫文章，邵先生年齡大一些，別人還不敢說他，陳慶華就被人稱為是 “陳半仙 ”。早晨 9點多鐘才起床，吃了早飯，搖搖晃晃，10點多鐘到系里拿報紙、信，然后，就回家了，活像神仙一樣，經(jīng)常顯得從容不迫，閑適飄逸。其實，我知道他還有另外一面，晚上睡得很晚，夜讀，沙發(fā)、床上，都是書，他的房子不算窄，但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他又愛聊天，聊的都不離書。陳慶華對我?guī)椭艽?，因為他在北京，條件好，不管中文書，還是西文書，他都很熟悉。有些書，北大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也不一定知道，因為是堆在樓底下，他很快就能找出來。陳嗜書如命，英文、法文都很好，沒有丟，一直在用。陳慶華為我提供很多信息。那時北京圖書館的西文書，上架之后，很少有人去看，我是很多書的第一個讀者。

　　出國以前，我對國外學者已經(jīng)有所了解，很受震撼，差距太大。我想，這10多年我們簡直談不上什么研究。當然，古代史研究，唐長孺先生那一輩，還有年輕一點的，多半是做實證研究的，還能留下一些東西，但是，沒有什么新的創(chuàng)造。在理論上，在宏觀的敘事上，都太陳舊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多數(shù)不敢越雷池一步，問題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了。你看，《辛亥革命史》為什么在外面還得到一些好的評價，就是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和一些西方的東西，為什么外國人想首先邀請我出去呢，他們覺得我還是知道一些外界情況的。當然，我也是臨時抱佛腳，而且得到了陳慶華先生的幫助。

　　陳慶華對我的幫助是無私的。他還幫助過清華劉桂生他們找黨史方面的外文專著，他看了許多書刊，還記了很多筆記。所以，我覺得北大對不起邵先生、陳先生，始終沒有人幫助他們整理出版文集。這些筆記本，都可以整理，你為什么不用？他對清華關心到這種程度，劉桂生應該清楚。我了解劉桂生，就是從陳慶華這里知道的。劉桂生也是西南聯(lián)大的，年紀很大才評的正教授，當時是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組開會討論評定教授的時候，大家對劉不太熟悉，對他的黨史研究有些看法。我當時發(fā)言，說我并不認識劉桂生，但是，我通過陳慶華知道他，在黨史研究界，能夠用外文資料來做研究的，而且舊學根基也很深的，還能做文化史研究的，舍此沒有第二人。當然，現(xiàn)在黨史界很多高手都出來了，像楊奎松、高華，一批都出來了。

　　我是中國人，也是世界公民

　　李：您的史學生涯已經(jīng)超過半個世紀，回首往事，您不滿意的事情，都有哪些？

　　章：丟掉很多時間。過去，政治運動太多，我有時也是批斗對象，還被下放過，我們可用的時間可能還不到一半。文革之后，做行政工作，反反復復，還有些別的事情干擾。中國和國外的差距，這也是原因之一，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太少了。我們不比別人笨，有些國外的老師、同學，問我后不后悔，說你要在美國、臺灣，成果肯定多得多。我說，我沒有這個感覺，這是我自己選擇的道路，跟著共產(chǎn)黨鬧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實踐，這都是我的選擇，有些地方做的不好，也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我不是從個人利益來考慮的，我后悔什么？我參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我也有責任， “文革 ”是恥辱，我不能起來阻止，也沒有這個覺悟來阻止。但是， “文革”之后，我醒悟了。我們這一代人，很難說自身有什么遺憾，只是覺得我們的國家、民族為此付出的成本太高。社會主義實踐是很必要的，這個實驗也沒有結(jié)束。海外有人問我的信仰，我的回答就是：共產(chǎn)主義。我追求的共產(chǎn)主義，不是強調(diào)鎮(zhèn)壓、專政的共產(chǎn)主義，不是那種約束個性的共產(chǎn)主義，我信仰的共產(chǎn)主義是馬克思描繪的那種共產(chǎn)主義，在物質(zhì)豐裕的情況之下的人類完整的、徹底的解放和自我完善。我也不認為市場經(jīng)濟就一直是持續(xù)到底的，將來也會有新的交換方式、分配方式。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可能比我們這里還要多，現(xiàn)在有人講融合論，實際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不需要自我完善么？我們現(xiàn)在把子孫后代的東西都消耗掉了，我們在破壞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我們對不起大自然，受大自然的報復，這也是應該承受的罪孽。

　　我可能少寫了幾本書，但是，我還是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很多年輕學生還能夠理解我。對施政者，我也曾有過建議，領導也沒有把我當做異類，這也是一個進步?，F(xiàn)在有些事情，我也不計較。例如，文科沒有一級教授，只有理科才能產(chǎn)生一級教授，全世界，古今中外，有這種做法么？這比原來的田檔劃分還要差，是人為制造了學科不平等，重理輕文，后患無窮，但我個人并不計較。

　　我是一個中國人，也是一個世界公民，不僅要自我完善，還要承擔世界文明自我完善的責任。所以，我現(xiàn)在所做的，很多都不是本專業(yè)范圍內(nèi)的事情。我現(xiàn)在談的問題，很多都是超越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

　　現(xiàn)在，人類已經(jīng)不能再神氣活現(xiàn)了，不能再自以為了不起了，后來者要罵我們這一代人的。不能老是講GDP,這造成多大損害？資源浪費、環(huán)境破環(huán)、貪污腐敗，最重要的是道德淪落，科學再發(fā)達，沒有完善的人來掌握，可能更危險，所以，歷史學家在這些方面不能無言。

　　李：市場經(jīng)濟大發(fā)展，歷史學家的生存空間好像小了，但是，社會又離不開歷史學家，您對這矛盾怎樣看？

　　章：從事科學技術的，對此可能沒有深刻認識，只有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才更加關心人類本身的問題。歷史學是不可缺少的。你講的現(xiàn)象，多少年來，大家都為此擔憂。我認為，社會、政府，特別是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特別是我們這樣的國家。重理輕文，國外也沒有到這個程度，科技是重要，但是，培養(yǎng)人的全面素質(zhì)是更重要的。人文素質(zhì)很重要，科技人員，本身也有人文素質(zhì)提高的問題。真正的科學大家，都重視這個問題，從錢學森到李政道、楊振寧。在追求真善美的問題上，應該是相通的，是一致的。楊振寧講的話，很多人不能理解，代數(shù)、方程式，都是在尋求一種均衡，真既有善，又有美。不能說，只有衛(wèi)星上天才是美，人性的呼喚，就不是美。諾貝爾獎，也有和平獎，盡管這個獎已經(jīng)受到政治的污染，但是，這表明人類還是要有善的追求。不能搞科技決定主義，這實際上是人類的自我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