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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21歲的王鐘翰在長沙雅禮學校畢業(yè)之后，考入當時已經(jīng)聲名鵲起的燕京大學。王鐘翰回憶，他當時所在的歷史系雖然是一個小系，但卻頗有一點名氣。當時全系師生加起來，也不過三十來人，老師和學生人數(shù)相當。也是在這里，王鐘翰遇到了在學術上對他影響最大的恩師：鄧之誠和洪業(yè)。在他四年大學生涯第三個年頭，七七事變爆發(fā)，王鐘翰回憶當時的局勢：“在日本人還沒有打進華北之前，他們的勢力已經(jīng)滲透過來了。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前，燕京大學掛著美國旗子，高高地飄著，日本人也不敢造次。”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北大清華等大學都南遷了，北京只剩下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和中國大學。三所學校當中，燕京大學名氣最大，教學質量最高，所以當時最好的學生都報考了燕京大學。“當時在校園里，處處都彌漫著抗日的氣氛，大家都不希望做亡國奴。當時在燕京大學的保護之下，日本人也不能隨隨便便近來抓人。但是日本人買通了很多漢奸，幫助他們搜集燕京人反日的證據(jù)。我們燕京的學生也不能總待在校園里啊，有些同學進城的時候，就在西直門被日本人逮捕了。”

　　“學校里當時有很多小團體，七八個人，聚在一起，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是一個宗教團體，討論的卻都是抗日的事情，平常聽不到的消息也可以在這里聽到。我參加的第一個團體是“六人團”，“六人團”最早由宗教學院的六個人發(fā)起，這六個人我記得起名字的有邱運熹、魏允清、陳仁烈，到了吃飯的時候，他們六個人坐在一桌，邊吃邊討論問題。“六人團”后來逐漸擴大，我加入的時候已經(jīng)有比較多的人，那時候侯仁之已經(jīng)是其中的成員了。當時燕京采用的是“包飯”制度，一個月六塊錢，吃的很不錯：早飯時豆?jié){、油條，還有一點小榨菜；中午六個菜，兩葷四素，六個人一桌，晚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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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王鐘翰在燕京大學本科畢業(yè)，旋入研究院史學部繼續(xù)攻讀碩士學位。說到六年讀書生活，自然有印象最深的事情。但是王鐘翰最深刻的記憶出人意料，不是燕園里面好讀書，也不是呼朋引伴，甚至不是大師們的諄諄教誨。王鐘翰對于大學最深刻的記憶，竟然是喝酒。

　　“在當時的燕大里，住著幾位美國老太太，每個周五晚上她們都到臨湖軒根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匯報一些學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了酒。那是當時在海淀很有名的一個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蓮花白。我因為喜歡喝酒，就經(jīng)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酒，喝了蓮花白之后還嫌不過癮，又喝了不少杏花村的白干，結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在過馬路的時候，我暈暈糊糊的就摔倒在馬路旁邊了。這種情況被那幾個老太太看到了。那時候我在燕京上學，除了第一年家里給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的全靠獎學金和寒暑假打工掙得一點錢，從我入學一直到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我一共兩次得到學校的獎學金共四百大洋，后來戰(zhàn)爭爆發(fā)，學校也就不再提供獎學金了。那幾個老太太添油加醋根司徒雷登講述了一番，并提議取消我的獎學金。司徒雷登聽了知道傳話會有夸張之處，沒有說話，之后他找到了我的老師洪業(yè)先生，洪先生說：‘這好辦，王鐘翰最聽鄧之誠先生的話，我告訴鄧先生，讓鄧先生處理他。’鄧先生聽到這件事打電話到我的宿舍里，讓我明天十點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鄧先生在桌子上準備了一小杯白干，問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聲，并不說話，心想這下要挨批了。鄧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再喝這一杯。’鄧先生解釋說，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點，壓整一下，以后再見了酒也不會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鄧先生說：‘好了，你回去吧?！窃趺锤就嚼椎墙淮模也⒉恢?。不過，我喜歡喝酒而且能喝，卻在燕京里面有了一點小小的名氣?！?/p>

　　一則小小的逸事，卻可以體現(xiàn)一個學校的精神。遇到這樣高明而且有學問的老師，若不是頑冥不化之輩，要想不生問學之心，恐怕也難。霎那間，我忽然對于燕京學子在歲暮之年仍然對母校懷有深厚感情對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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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的燕大，在美國星條旗的保護之下，雖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是固若金湯，對燕大心存覬覦之心的日本憲兵隊時常不斷會到燕京“拜訪”。因酒得名的王鐘翰，因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戰(zhàn)”，上了當時北京的報紙。九十一歲的王鐘翰說起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過去那段意氣風發(fā)的歲月：

　　“燕京沒有關閉之前，日本憲兵隊總隊住在西苑，統(tǒng)管著全北京的日本憲兵隊?？傟牭年犻L華田常常到燕京大學去，名義上是“拜訪”司徒雷登，華田去燕京的時候，只帶一兩個人，不待侍衛(wèi)隊，槍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對于這種拜訪，自然不好拒絕，不但不好拒絕，有時候到了吃飯的時候，善于處理關系的司徒雷登還會請華田在臨湖軒吃頓便飯。餐廳在臨湖軒的東頭，西頭則是司徒雷登的臥室，中間是個比較大的客廳。

　　有一個秋天，華田到燕京大學，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職員比賽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讓洪業(yè)先生找到我，我記得當時還有在場的還有陸志韋先生。我去了之后，那個日本憲兵隊長華田擺了10瓶啤酒，并且說不用杯子，直接對著瓶兒喝！我當時正年輕，心想：打仗我打不過你們，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結果喝了不到九杯，華田已經(jīng)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還在那里要喝夠十瓶。當時在場的老師們表面上沒有顯露什么，但是心里確實歡欣鼓舞，那個日本人華田呢，只好灰溜溜的走了。當時北京一家報紙還為此事做了報導。

　　后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憲兵隊的大卡車闖進我們的校園，逮捕了很多師生。我雖然也多次參加抗日的活動，卻沒有被逮捕，我想，也許是那個華田覺得見了我很沒有面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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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鐘翰在燕京大學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辨紀曉嵐（昀）手稿簡明目錄》。1936年，中國營造社印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并認為那是清代大儒紀曉嵐的手跡。王鐘翰的業(yè)師洪業(yè)看了之后感覺從字體及印文上并非紀曉嵐之作。這種大好題目，在洪業(yè)做來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卻把王鐘翰叫了去，對王鐘翰說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鐘翰按照洪業(yè)的思路，拿印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紀氏審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一對照，發(fā)現(xiàn)疑點竟然多達100多處。王鐘翰將這些發(fā)現(xiàn)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業(yè)把文章推薦到當時鼎盛一時的《大公報》上發(fā)表。

　　初戰(zhàn)告捷，王鐘翰“喜不自勝”，呼朋引伴，又到飯館去“美餐一頓”。后來他把這篇他在學術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給另一位他同樣尊重的老師鄧之誠，不料卻引來“一盆冷水”，鄧之誠說文章本不必寫那么長，只要幾條例證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體現(xiàn)了兩位大師學術思路的不同，但是對于初治清史的王鐘翰，正如嚴父慈母之于啞啞學步孩童。

　　同是在1936年，對王鐘翰學術思想起了重要影響的老師是顧頡剛（相關鏈接：）。王鐘翰回憶顧頡剛講課的情景：當時大學課程一般沒有講義發(fā)給學生，全靠學生筆錄老師的口述。顧先生的兩門都有講義發(fā)給學生，用的是白話文講義，很通俗。但是顧先生講課卻完全是另外一套。所謂講述，其實并不多講，幾乎完全是抄黑板。從打上課鈴開始，顧先生不停板書，從黑板左頭寫到右頭，行書寫得很快，約莫四五遍，下課鈴一響，課也就結束了。抄板書這樣的講課方式非但沒有讓學生感到乏味，反而都聚精會神，唯恐下課鈴響。原來顧頡剛在黑板上所寫的都是他平時讀書心得，對古史的疑問和考辨，大都是學生們深信不疑或視為當然的?！艾F(xiàn)在突然被顧先生提了出來，大家先是驚愕，繼之是興趣盎然，思之再三，終是佩服?！蓖蹒姾沧罱K成為清史大師，固然離不開鄧之誠與洪業(yè)兩位良師在專業(yè)上的指引，而其“質疑”的風格，則與顧頡剛關系莫大。

　　學術上的薪火相成，大概就是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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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鐘翰畢業(yè)之后，留校擔任助教。繼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燕大被日本關閉，王鐘翰在天津東亞毛織公司總經(jīng)理宋棐卿的外孫的介紹下到了那里工作。為了解決當時留在北京又不愿在日偽學校任教的老師們的生活困難，王鐘翰每個周末都往訪與京津之間做一點小生意，摒且把他在津東亞毛織公司不菲的工資拿出來與老師患難與共。

　　“東亞毛織公司的總經(jīng)理宋棐卿，山東人，也是燕京的校友，不過比我早多了。東亞毛織公司在當時是個很大的公司，宋先生是個進步企業(yè)家，經(jīng)常給當時的八路軍支援一些物資，當然，只是偷偷的給?？雌饋砻椆靖粋€有志于學術的年輕人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宋先生是個有文化氣魄的生意人，當時，他打算編一套《人人叢書》，供那些初識字的人們讀。我到了那里之后，宋棐卿先是讓我寫一篇關于文房四寶的文章。我搜集了有關“墨”的資料，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寫了一篇關于“墨”的文章，一萬字。宋棐卿看了之后，很滿意。他讓公司員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來，散發(fā)給工人們當作課外讀物。就這樣，我在東亞毛織公司開始工作。之前我在燕大畢業(yè)留校之后的工資是每月一百零六塊，在東亞毛織公司，我的工資是一百八。當時我一個人，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飯，也花不了那么多錢。就把錢寄到還在北京的鄧之誠和洪業(yè)先生家里，補貼他們的生活。

　　后來我接濟老師的事情被宋斐卿知道，他跟我說：你工資這點錢能養(yǎng)幾個人？不過你的心意很好。你開一個名單給我，寫清楚每個人需要多少。我寫了一個名單交給宋先生，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單，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為生活費用。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第三年，我想回老家探望母親，正好宋先生的妹夫與我同行。臨行前，宋先生親自對我說：一切路費和費用都由我妹夫承擔。

　　我跟宋斐卿的妹夫走到成都時，宋的妹夫對我說：‘你到家了的啊?！蚁胨蟾攀侵傅氖钦诔啥奸_辦的燕大。他這樣說，自然是不想再資助我回家，我只好到了正在四川成都開辦的燕大那里。原來我在北平燕大的時候我只是一個助教，在成都燕大，我被聘為講師。那一年的10月，陳寅恪先生被成都燕大特聘過去，陳先生的家眷也一同前往到了成都。當時的代理校長梅梅貽寶派我去給陳先生作助手，后來又是梅代校長交涉，華西大學在校內(nèi)為陳先生騰出了一處五室一廳的房子，我作為助手，也跟陳先生一家住在那里。陳先生三個女兒，大女兒14歲，二女兒12歲，小女兒八歲。我想梅代校長安排我住在那里，除了我能向陳先生及時承教之外，也有在陳先生不在的時候為幾個女孩子壯膽的意思在內(nè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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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燕大，在代理校長梅貽寶的推薦之下，王鐘翰被燕京大學被燕京大學委派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得知這個消息之后，王鐘翰先是回到老家看望了年邁的母親。1946年8月底，王鐘翰正式開始了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活。初到美國的王鐘翰在哈佛碰到了楊聯(lián)陞，楊聯(lián)陞問他：你這番來美國，是想來求學，還是來拿學位？王鐘翰覺得很奇怪，楊聯(lián)陞接著說：“要拿學位，就得攢夠學分，故而選課要多，應當選易于學的，有了足夠的學分，才談的上做論文，所以在這里拿學位就得做長期準備。至于求學問，那就得根據(jù)你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鐘翰在遞交博士論文的時候遇到了麻煩，當時的哈佛燕京學社主任認為他的論文寫法不合哈佛博士論文的要求，在根王鐘翰的業(yè)師洪業(yè)打了招呼之后把王鐘翰叫到辦公室，說：“你的學期論文不行，下學期給你半年預備時間，你準備碩士論文答辯，取得碩士學位回國去吧?！蓖蹒姾膊环猓骸拔乙延辛搜啻蟮拇T士學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碩士學位。我是來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學年限已滿，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卻學了滿腹經(jīng)綸的王鐘翰從美國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的院系調(diào)整，他都生活在美麗的燕園之內(nèi)。1952年之后，燕京大學不復存在，王鐘翰被調(diào)入中央民族學院，學術研究也從清史轉向滿族史。1957年，王鐘翰被打成右派，劃分右派的理由是：“得過司徒雷登的獎學金，對司徒有感情?！边@，也許是王鐘翰與燕京大學最后的一點關聯(lián)。

　　4、5小節(jié)參照王鐘翰著《清心集》部分內(nèi)容所成，其他所引均為王鐘翰向筆者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