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王墓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度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元 趙孟頫 《岳鄂王墓》

　　近來又有人在提起宋代的秦檜，明代的吳三桂了。

　　這兩位都是歷史上最負盛名的辱國的“能臣”。中國仗了他們的斡旋與努力，大家總算過了幾百年奴隸的癮。現(xiàn)在五族既然“共和”，萬眾也已一心，舊事似乎也可以不必重提了。

　　然而大官怯敵，則又何代蔑有？汪精衛(wèi)的出現(xiàn)，也真的可謂“后起之秀”吧。

　　不過我們仿佛還缺少一個宋高宗，茍安的局面也決不由幾個人可以決定。而“同化”之說更給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們所粉碎：過去游牧民族的入寇中原，無論如何不能跟“堅甲利兵”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相比。朝鮮和臺灣之亡，正是一個血腥的例子。

　　翻開歷史一看，我們固然有不少不屈不撓的民族的脊梁，然而也有死心塌地的巴望別人來壓迫，來宰割的“袞袞諸公”。為“奴”的毒血流在我們的身心中的，至少，也有千余年了吧。而這次大家所以能這樣精誠團結(jié)，犧牲一切來支持抗戰(zhàn)者，此無他，也無非為了掙脫這可恥而又可怕的命運而已。

　　這都是極平凡的話，多說也難免成為濫調(diào)。而汪精衛(wèi)以為“唯恐中國不亡，國民政府不倒，國民黨不滅”的人們才會堅決的主張，這雖“強詞”，但也不見得能夠“奪理”。然而這正是所以成為今日的汪精衛(wèi)的地方，要不然，“南京市民”也決不開“大會”來響應(yīng)他的通電了?！肮纷炖锷觳怀鱿笱馈?，誠然，我也知道這比喻不免有些粗俗不敬。但我們?nèi)绻淹艄恼_游擊隊為明末的“流寇”，只配“用之于國內(nèi)戰(zhàn)爭”的比喻來對照一下，那末，我覺得還是近乎忠厚的。

　　至于南宋的滅亡，有人以為秦檜是不能負責(zé)的。這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恐怕也不是心平氣和之說。如果秦檜的主和，的確為了委曲求全，保半壁以圖他日的復(fù)興，那末，他在后來為什么要大興文字獄，扼抑朝野的言路，自毀軍心，屈殺武將，“借外權(quán)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呢？（宋 朱子《戊午讜議序》語）于是有人以為他的主和雖未可厚非，但他后來的種種措施卻不能博我們的原諒。這其實也是“見樹不見林”的論調(diào)。正因為秦檜要想排斥異己，增植私權(quán)，才不能不對金人屈服，甚至于亡國也在所不惜。我們難道還以為汪精衛(wèi)的主和，真的是由于他的什么目光淺陋，理論錯誤嗎？真的以為他是一時的意氣用事嗎？真的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嗎？這就是說，惟其先有專權(quán)攘位的居心，然后才有通敵求降的主張。秦檜如此，而一切的主和者也無不如此。這決不是我的武斷。因為在當(dāng)時的宋高宗，原有固位自謀的私心，只要金人能扣留欽宗，什么條件都可答應(yīng)。而秦檜則“逢君之惡”，且從而長之，于是君臣遂“沆瀣一氣”，置整個的民族于一己的利祿之外了。據(jù)《續(xù)資治通鑒》卷一二六載：“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洪皓請俟淵圣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淵圣是當(dāng)高宗即位后遙尊欽宗的號）然則秦檜的居心豈非已昭然于紙上了嗎？但最不幸的可以說是欽宗，他活活的被南宋君臣當(dāng)作拍賣民族的“押品”，而結(jié)果還是不得一入中原。我們讀了《宋史紀(jì)事本末》卷七十二中的一段描寫，覺其渴望故國之情，輒不禁為之惻然。紀(jì)云——“韋后將南旋，淵圣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即高宗）與丞相（指秦檜），我得太乙宮使足矣（太乙宮使是宋時優(yōu)待大臣老而罷職者的一種官職），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人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圣車前之語?！?/span>

　　這里所記的“朝議”，即指宋室君臣不許欽宗南歸之意。

　　可見當(dāng)時高宗等不愿欽宗南歸的陰謀，已經(jīng)成為一種“朝議”了?！盁o毒不丈夫”，這恐怕也正是一切梟主與權(quán)臣的必守的信條罷。

　　歷史既然告訴我們從前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人物了。那末，“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難道就永遠的“悲夫”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