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意大利的榮耀

　　1931年初，眼看中國藝術展覽會無法實現，國內又需要他回去，劉海粟計劃春天一到就回國。就在這個關節(jié)上頭，他接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中國學院的邀請，去演講中國藝術。這個意外事件不僅讓他們重燃藝術協會展覽的希望，而且想到把展覽會擴展為歐洲多國巡回展出，可以增加影響。商量既定，劉海粟匆忙出發(fā)前往德國，傅雷晚一點動身，目的地意大利。

　　現在廣泛流傳的傅雷意大利旅行護照圖片，就是這次旅行的見證。護照在1931年3月17日由巴黎中國公使館發(fā)出，劉海粟此時已經到了法蘭克福，正在準備19日的演講。使館發(fā)給傅雷一份公務護照（Passeport officiel），持有人“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秘書，進行藝術考察”。背面加簽了法國外交部進出境和意大利大使館入境簽證，與護照發(fā)出同一天辦妥，可知所有手續(xù)都由使館代辦。

　　根據護照留下的過關印章，傅雷乘搭火車出發(fā)，在3月23日經過法國邊境的莫達訥鎮(zhèn)（Modane）進入意大利，回程在5月7日，也是乘火車，從米蘭經過布里格鎮(zhèn)（Brigue）進入瑞士，在洛桑轉車后，同一天由瓦洛布鎮(zhèn)（Vallorbe）返回法國。傅雷繞道瑞士是既定路線，他利用這個機會，欣賞意大利和瑞士的阿爾卑斯山風光。

　　這次長達四十四天的旅行，在《傅雷自述》中只有一句話：“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羅馬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之約，演講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斗爭的意義”，到了1963年10月14日寫信給兒媳彌拉時，增加了很多細節(jié)，讓人感覺到，意大利之行是他在歐洲最值得回憶的時光：

　　此外，我只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去過羅馬、那不勒斯、西西里島，沒能去佛羅倫薩及威尼斯。當時我很年輕，而學生的口袋，你們不難理解，時常是很拮據的。相反的，我反而有機會結識羅馬的杰出人士，意大利的作家與教授，尤其是當時的漢學家，還有當地的貴族，其中尤以巴索里尼伯爵夫人（一位七十開外的夫人），以及她那位風度綽約的媳婦Borghese（博爾蓋塞）公主，對我特別親切。由于她們的引薦，我得以在六月份應邀于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及羅馬扶輪社演講，談論有關現代中國的問題。我那時候才二十三歲，居然在一群不僅杰出而且淵博的聽眾面前演講，其中不乏部長將軍輩，實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金圣華譯文）

　　這的確是少見的經歷，只有通過特殊途徑才會實現，沒有一個中國留學生有過他的體驗和運氣。他在旅途第二十六天，寫了一封長信給達尼埃魯：

　　親愛的讓，

　　請原諒我，到意大利后還沒有寫過一封信給你。這些天在羅馬很忙碌。謝謝你向我推薦你的朋友梅那斯。他是如此令人喜愛，對人如此親熱，以至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回了你。奇怪的是，他跟你非常相像，無論舉止姿態(tài)，最微小的舉動，更不用說談話了，他以整個心靈參與其中。我很高興認識他，他還把我介紹給了他的親戚甘齊亞先生和夫人。他們對我這么好，把我介紹給許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

　　由于他們對我的國家無限喜愛，聽到我們正在巴黎籌組一個中國藝術活動，立即安排我和上層社會、藝術界和文學界接觸，以便我能夠知道概況，以及向他們演講一次，讓我能夠稍后有機會在羅馬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我因此結識了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她的兒媳是博爾蓋塞公主），她對我如此感興趣，把我推薦給藝術部次長。我昨晚到她家里晚餐，與她長談。她將設法讓我到“羅馬聯誼會”發(fā)表關于中國的演講。甘齊亞夫人還把我推薦給意大利元帥加維格里亞閣下，他到過中國，是一位最賞識我們國家的人。我很高興這次羅馬之行，未料到在意大利大受歡迎，這一切全靠你！

　　我在這里還要多逗留十來天。我已經去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前后八天。我很高興參觀了龐貝。西西里島很美，但不太令人心醉，我們國家也有迷人的海島，從上海到馬賽的旅程中，我看過更美的海島。我即將前往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米蘭，三四周內返抵巴黎。

　　斯特拉帕蒂是一位記者，總是很忙碌。你告訴他的黑人同學德斯塔（如果我沒記錯名字的話）的悲哀消息，他轉告我了。

　　我與梅那斯詳細討論過青年的精神憂慮和宗教意識問題。我相信自己現在進入了一種新的心態(tài)，更加合乎事實。盡管我在歐洲接受教育，而且跟像你那樣虔誠的天主教朋友密切來往，我最終回歸到我們固有的哲學觀念。通過每天的自我分析，我發(fā)現我的心靈其實沒有受到宗教憂慮引起的痛苦。中國社會和道德長期混亂，產生了一種病態(tài)的浪漫主義，我經歷了一場這種浪漫主義的狂熱后，開始平靜下來，與其從基督教信仰找尋和平，不如神游物外，超脫自我。這是我們的心理。伊扎爾說得對，無論如何我是中國人。中國文明以無比的頑強抵抗西方所有企圖?；靵y持續(xù)了一百年，仍在繼續(xù)，就是明證。如果我們中國人能夠像五十年前的日本那樣，接納了全盤現代主義（當然，日本也保留了固有的特性，但它迅速找到了一種方式，不必經過傳統與西方文明的激烈斗爭），我們早就得到和平。但是我們的文化太深刻、太堅固，遇到西方精神潮流的時候，無法在短期內找到精神的平衡。與其他文明相比，佛教的哲學最接近我們的心理，因此很快被中國人接受。然而，必須知道，我們的靈活性還不至于完全采納任何一種教條。中國的佛教與原來的完全兩樣。因此，固有的古老中國繼續(xù)存在，并將存在下去。按照我的想法，中國遲早會經歷一個第三次文明，以傳統為基礎，從西方新精神汲取養(yǎng)分。我很想知道你有關的看法。有暇請來信羅馬。親愛的讓，謹致親切問候。

　　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于羅馬

　　傅雷帶著達尼埃魯給他的兩個地址去羅馬。第一個是記者勞斯特拉帕蒂（Strapati），沒有特別神通，只找來一些畫家朋友。幸好還有另一個地址，梅那斯（Jean de Menasce，1902—1973）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猶太青年，出身銀行世家，天資過人，諳十七種語言，后來成為著名的神學家和世界有數的伊朗學家。他在1926年二十四歲時皈依天主教，傅雷到羅馬的時候，他正在多明我會當修生，這個教派的總部在羅馬。他本人不熟悉美術界，但他知道堂姑媽姑丈交游很廣，把他們介紹給傅雷，傅雷一下子就得到他們的歡心。

　　堂姑媽戴安娜（Diane de Menasce，1882—1961）跟梅那斯一樣，在埃及出生，1921年再婚，丈夫是意大利人甘齊亞（Adolfo Gancia，1891—1966）。他長期擔任羅馬扶輪社分會秘書，日常工作不離和名流巨賈打交道。在他引見下，傅雷拜會了加維格里亞元帥（Enrico Caviglia，1862—1945）。這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軍人，1919年出任過國防部長，1926年獲元帥銜。他在1904年至1911年擔任過駐東京及北京使館的武官。

　　同一時間，他又被介紹給馬利亞·巴索里尼伯爵夫人（Maria Pasolini Ponti，1857—1938）。這位名門貴族有很高文化教養(yǎng)，既是慈善家、婦權運動的先驅，又是作家。當她知道中國藝術展覽計劃后，立即為傅雷策劃了一連串活動，以促成展覽會在意大利舉行。她邀請文化部副部長和傅雷見面，獲得官方對展覽的支持。為了提高傅雷知名度，方便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安排傅雷去羅馬聯誼會（Cercle romain）演講。這個組織單看名字會誤為俱樂部，實際卻是歷史悠久的政治團體，在政壇上有重大的影響力。后來改變計劃，改由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舉辦，這個高山仰止的學術殿堂更適合傅雷的書生身份。甘齊亞知道后，毫無困難地在扶輪社安排了另一場演講會，作為配合。

　　地理學會成員都是教授和學者，傅雷甚至不夠資格當他們的學生，但他的名字居然留在該會的官方刊物上。這一年五月號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通報》（Bolletino della R.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在“會務欄”下面，按日期列出過去四個月的四場演講會，最后一場是傅雷的演講：

　　五月一日，在學會本部，由瓦加教授（prof.Vacca）主持，傅怒安學士（dott.）報告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精神狀況。

《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通報》刊登傅雷演講會消息（1931年）

　　傅雷是否第一個在地理學會和扶輪會演說的中國人，尚未做過考查，但是他的膽色教人敬佩。以一個來去匆匆的旅人身份，一個沒有拿過任何大學文憑的非正規(guī)大學生，在事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竟然敢于接受這場挑戰(zhàn)。難怪他多年后回憶，也覺得有點匪夷所思，“實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過，他能夠在社會高層來去自如，談笑自若，吸引了一個又一個人對他發(fā)生興趣，就可以知道他的才氣在此時盡情發(fā)揮出來，他的煥發(fā)風姿給意大利人一個嶄新的中國人形象。

　　傅雷在意大利的交談和演講內容，令人很感興趣，他在1934年致羅曼·羅蘭信中，長篇復述了加維格里亞元帥的談話，卻對自己說話一字不提。經過多次搜索后，最近發(fā)現他的演說稿不僅仍在，而且在離開歐洲前，已經整理成文留在法國，由《精神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在1932年1月號發(fā)表。這本法文天主教月刊在1928年由多明我會一位神甫創(chuàng)辦，在巴黎出版，1956年終刊。梅那斯是多明我會修生，馬里丹和這本雜志編輯部關系密切，傅雷的講稿必定由他們其中一人轉交。

　　雜志的開本不算大，跟普通圖書差不多，傅雷的文章占去20頁。標題很形象，《十字路口的中國》（La Chine au carrefour），作者身份“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秘書”。編輯為他的文章撰寫了一段提要：

　　中國遭到不幸。文章的標題已經引起我們的關心。它將以何種方式掙脫目前的無政府狀態(tài)？它能否在自己內部找到力量？或者盡管經歷過一次失敗，它會不會蘇維?；?？這個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在這方面，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見證。

傅雷《十字路口的中國》（1932年）

　　文章首先介紹慈禧以來中國的分裂與統一的痛苦過程；傅雷以參加學生運動的親身經歷，描繪出一幅生動的中國革命圖畫；他沒有粉飾現實，如實地敘述了革命帶來的殘酷代價。在沒有參考資料的情況下，他能夠隨口說出一些統計數字，就像一個職業(yè)政治宣傳家那樣。這篇時政文章和他的象牙塔書生形象不一致，這是另一個傅雷，一個憂國憂民、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

　　傅雷在5月7日返回法國，立即忙個不停：

　　前日（5月11日），法國美術學校校長倍斯南德（A.Besnard）邀請劉氏舉行茶話會，招待政府要人及當代文藝學術界等名流，一一相與介紹，并報告劉氏之歷史，參與者莫不交口稱譽。我國公使亦定5月19日在公使館與劉氏舉行宴會，遍邀外交界教育界巨子宣揚我國文化及劉氏藝術。（上?！渡陥蟆?930年5月30日）

　　劉海粟在法蘭克福的小型展覽出人意料地成功，乘著浪頭，取得高魯公使的支持，不等傅雷歸來就開始準備一度放棄的巴黎個人畫展。兩個茶話會為展覽造勢，傅雷作為藝術協會秘書和劉海粟的翻譯，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幸好他經過羅馬的洗禮，熟悉這些場面，應付起來游刃有余。但事情實在太多，出了一個小岔子。他回來后不久寫了一封信給馬里丹：

　　敬愛的大師，

　　久未修書，至感抱歉。由于中國藝術展覽會沒有辦成，有一段時間心事重重。但是我們現在準備提出一個更大的計劃。一個月前，我們的展覽會主席去過柏林，與德國政府商定在1934年舉辦一次中國展覽會。我本人上星期四從羅馬回來，也得意大利人的同意，在1933年展覽。巴黎的展覽則在1933年冬天舉行。

　　我認識了羅馬知識界一些受人注目的人。人家讓我到扶輪社演講，另一次在皇家地理學會，以“現代中國”為題。

　　我也遇見梅那斯先生，他要我轉達敬意。

　　請告能否日內一個星期天來默東拜訪？希望七月份返回中國之前，能夠再次見到你。謹向大師致意，并候尊夫人大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又及：

　　現在地址：馬爾尼河諾讓市，大街四十號，傅怒安

　　電話：特蘭布萊區(qū) 04—74

　　得到對方同意后，他選擇月底星期天見面。但信發(fā)出后第二天，他發(fā)現日期沖突，連忙去信更改約會：

　　敬愛的大師，

　　我得到拉盧瓦先生的應允，為我們的畫家劉（海粟）先生寫展覽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劉先生住的旅館，觀看他的畫作。

　　我昨天考慮不周，約了星期天三十一日見面，這一天是劉先生畫展開幕的前夕，我肯定抽不出時間來訪。敬請將見面日期延至六月七日星期日。如不反對，我將與我的朋友薩爾一起來。我曾提過這位意大利青年詩人，他很高興能認識你，尤其是他多年來一直欽佩你。

　　很想拜讀大作《最高權位與教權》（La Primauté et le spirituel），尚祈通過出版社賜寄一冊，最好有親筆簽名。

　　先此感謝，并致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6月1日，劉海粟展覽會（Exposition Liu Hai Sou）在第六區(qū)塞納街四號克萊曼畫廊（Galerie Kleinmann）開幕。這次和上兩次沙龍大不相同，多份報刊報道了消息，大部分加上簡短介紹，有些使用“著名畫家”的說法，好像法國人已經認識這個人；還有新詞組“上海畫派”（l'écolde de Shanghai），把劉海粟畫作納入法國當代美術的組成部分。所有報刊都指出他的作品模仿西方大師，但自成一格，技巧不差，給人美感。展覽會為期兩星期，至6月15日結束，畫廊租金不菲，但有中國公使高魯贊助，順利完成。

　　畫展時間本來不合適，與6月11日開幕的杜樂伊沙龍沖突，劉海粟有四張畫參展。但是七月份就要動身返國，別無選擇。不過，他不會后悔，因為個人畫展的推廣活動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網球宮博物館（Le Musée des Jeux de Paume）館長德札魯阿（André Dezarrois，1889—1979）到杜樂伊沙龍參觀時，選購了他的油畫《盧森堡之雪》，這是法國博物館第一次收藏中國當代油畫。這張畫展出時題名《風景》（Paysage），與另外一張畫相同。

劉海粟畫展海報（1931年）及法國政府選購的《盧森堡之雪》（1931年）

　　這件事能夠實現，傅雷功勞至大，他在《傅雷自述》少有地自我表揚，因為他明白其中重要性：“常為劉海粟任口譯，為其向法國教育部美術司活動，由法政府購劉之作品一件”。當時法國政府沒有美術部或文化部，博物館歸教育部管理。傅雷的“活動”集中在五月份的兩次官方茶話會，他努力向到場官員推薦，最重要說服他們到畫展觀看。事前應該沒有和劉海粟商量過，一方面沒有把握，另一方面他心目中宣傳的目標不是劉海粟本人，這是他的第一篇法語文章指導思想的延伸。他跟其他中國畫家那樣，不服氣日本作品占盡風頭，要向法國人展示中國當代新生繪畫的美好形象。如果說運氣，那天到場的官員是網球宮博物館館長。法國公立博物館數以千計，但分工明確，這家博物館專門收藏“外國畫派”的作品，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從純藝術角度來說，“上海畫派”遠未自成一家，但西方藝術開始進入中國藝術卻是事實。法國人明白他們購買的不僅是一張中國作品，也是一件歷史的見證物。

　　這一年的11月18日，網球宮博物館按照規(guī)定，展出本年入藏作品，教育部副部長是所有博物館最高主管，親臨揭幕。展場上日本畫家泛濫，小國寡民，竟有九人入藏，其中一個是女畫家，而中國只有劉海粟一個人，傅雷活動的重大意義，在此顯現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