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九一八輪船

　　劉海粟個展結(jié)束后，傅雷開始收拾行囊，準(zhǔn)備一起返國。他寫信向歐洲朋友道別，包括瑞士圣揚喬而夫的房東夫婦。中國公使館在1931年8月4日為他辦理返國手續(xù)，在意大利之行的護照上增加目的地中國，第二天又派人到法國外交部和英國大使館加蓋沿途簽證。

　　8月14日，他和劉海粟夫婦從馬賽登上法國郵船舍農(nóng)索（Chenonceau），經(jīng)過一個月旅程后，在到達上海前一天，他寫了一封長信給達尼埃魯：

　　親愛的讓，

　　非常對不起，幾乎不敢請你原諒。出發(fā)前沒能履行諾言到拉瓦爾見你，現(xiàn)在后悔莫及。旅程中也沒有寫信，因為過于懶散。天氣悶熱，在船上過著牲畜般日子，無精打采。明天就抵達上海，無論如何也要在上岸前寫好信。因為到達之后，親戚和朋友會令我忙得不可開交，這樣一來，我的沉默就會無限期延長。

　　我們的旅程總算極好。如你所知，我和劉（海粟）一家同行，船上還有友人拉盧瓦先生，他身負官方任務(wù)，前往中國考察中國古代音樂。這位非常友好的漢學(xué)家，喜愛中國文學(xué)和哲學(xué)，并且理解頗深。劉先生和我打算幫助他，在中國辦理必要的手續(xù)，讓他能夠聽到孔廟祭祀大典才會演出的中國古代音樂。

　　近鄉(xiāng)情哀，洪水和無休止的內(nèi)戰(zhàn)造成重重災(zāi)難。我在法國被嬌縱了三年，享受過多的太平，對家鄉(xiāng)發(fā)生的一切漠不關(guān)心。

　　但我有一點引以自豪，沒有數(shù)典忘祖。相反地，在歐洲三年之后，我對我們的文化和倫理道德，從未像今天那么熱愛。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年輕人詛咒它，但與試圖從海外輸入那一套比較，它顯得無比優(yōu)越。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無法改變。植物胚芽撒到異國土地，不可能像在原產(chǎn)地那樣生長。一百年來，我們只想抄襲這種或那種不適合這個古老國家的系統(tǒng)。革命者犯了錯誤，沒有研究中國本身，對輝煌的過去一點也不懂得珍重。我這樣說，并非因為我反對現(xiàn)代化改革，而是我認為拋棄本身的文明和文化，全盤借用西方是非常危險的。我最擔(dān)心在擁有物質(zhì)文明之前——姑且承認這是二十世紀(jì)生活所必需的——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文明。這才是真正的野蠻行為。我們船上大約有十位同學(xué)，在歐洲各國留學(xué)，我非常難過，看到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既對自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無所知，又沒有深入認識西方。你們法國人，你們有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百科全書派，推動了法國大革命，但你們遭受了整整一個世紀(jì)的苦難。中國從未有過這種先驅(qū)者的思想，而我們卻希望在幾個月內(nèi)就把君主政體改成共和。這太美了，我們沒有成功。今天受到這些可怕的混亂局面的嚴厲懲罰，實在咎由自取。

　　這是我回到中國時的感想。我想深入研究古代的東方，以及當(dāng)代和歷史上的西方。

　　為了謀生，我會進入上海美專，擔(dān)任一些藝術(shù)史課程。也許我們能夠創(chuàng)辦一份藝術(shù)雜志。

　　看到自己已經(jīng)忘記了很多法語，心中不免難過。我會盡力和你這位歐洲最好的朋友保持聯(lián)絡(luò)。

　　問好。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

　　于舍農(nóng)索郵船，抵達上海前夕

　　這次旅程與拉盧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不期而遇，留下了劉海粟那張拉盧瓦速寫像，長篇的題詞教人想象聯(lián)翩。拉盧瓦曾為劉海粟展覽作序，不會不記得這兩位中國人，他從中國回來后，在1933年發(fā)表了游記《中華鏡》（Le Mirroir de la Chine），書中很多中國人的名字，獨缺傅雷和劉海粟兩人。最近看到他的旅華日記，才發(fā)現(xiàn)沒有名字不等于沒有記敘，他靈巧地使用代名詞，一個“畫家”，一個“長人”（long），一個“中國人”，知者自知，不知者不知?？赡芩砭右殻獬鰰r事事小心，養(yǎng)成這種習(xí)慣。何況《中華鏡》提到船上“中國朋友”時，只講過一件晦氣事，更有道理不透露名字，以免予人難堪。

　　傅雷的信說在船上過著“牲畜般日子”，這是實話，拉盧瓦在8月14日第一天日記也使用類似的比喻：

　　我的中國朋友住在三等艙，每個房艙住四個人，你疊我，我疊你，直角排列，好像鯡魚罐頭。我會每天早上十點和晚上五點去看望他們，閑談一下。長人的眼鏡掉進一個洞里，無法取出來。

　　想象一下，雙層臥鋪，L字形排列，我頭接你腳，要睡一個多月，實在難受。傅雷運氣不好，第一天就丟失眼鏡。

　　但是傅雷的信又說：“我們的旅程總算極好”，那是全靠拉盧瓦。郵船等級森嚴，旅客各有活動地方，從高等去低等沒有人理會，倒過來就要小心。傅雷上過頭等艙找拉盧瓦，穿得“衣冠楚楚”。拉盧瓦是明理人，主動下去看他們，每天兩次，大家坐到甲板上，以中文交談，一坐就是一個多小時。除了他們，還有一個留學(xué)倫敦的中國學(xué)生參加。

　　第五天，郵船抵達第一個港口，位于蘇伊士運河進口的埃及塞得港。停泊妥當(dāng)后，乘客紛紛下船去松動，拉盧瓦帶著傅雷上了岸：

　　我認識一個中國人，住在三等艙，第一個晚上就丟失了眼鏡。他睡在上層床位，睡覺前把眼鏡放到身后，以為是一塊平板。其實是兩堵隔墻之間的空隙，必須拆墻才能找回眼鏡。人家安慰他，已經(jīng)有過不止一件東西從這里掉進去，全都留在里面。他以他們國家那種好脾氣告訴我這件事，說話時差不多跟法國人開心時那樣。但是他的兩顆黑珍珠，夾在眼皮之間，不夠應(yīng)用。這種事情也會發(fā)生在我身上，所以引起我的同情，應(yīng)承幫他。我們?nèi)サ牡谝患疑痰甑恼乒袷且粋€高傲的德國人，不過很認真。他們沒有這種貨，但知道何處能找到。他叫人帶我們?nèi)ィ@是一個黑人，一聲不哼，卻很英俊，土耳其帽歪到后邊，延伸了臉部的曲線，一件藍色棉質(zhì)無袖阿拉伯長衫，像喇叭一樣罩著寬闊的肩膀。他輕松地大步前進，我們在后面追趕。

　　配鏡師明白我們的解釋，動手調(diào)校鏡片，我趁機走出門口，以為偏僻的小巷沒有人。一個阿拉伯人突然冒出來，拿著一大筐東西，要賣給歐洲野蠻人，嘴著嘰里咕嚕，夾雜幾個法文字。我不理會。他一再開始，雜入英語、德語、意大利語，甚至俄語，沒有用。他開始不耐煩了，這時候我的同伴出現(xiàn)，小販嘴里嘟嘟囔囔：“噢！中國人！”他離開了，心中想：還要學(xué)一種語言?。ɡR瓦《中華鏡》）

　　傅雷接受了拉盧瓦的幫助，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道謝，為他上漢語課，如果這件事由他主動提出，那就有點不識泰山。拉盧瓦專攻音樂史和理論，羅曼·羅蘭1906年辭去索邦大學(xué)音樂史教席，就是由他接替。他從1900年開始學(xué)習(xí)漢語，不出數(shù)年工夫，專著源源而出，《中國音樂》（La Musique chinoise）、《淮南子與音樂》（Hoa?nan Tzè et la musique）、法譯馬致遠《漢宮秋》（Le Chagrin dans le palais de Han）等。他能夠以中文和中國人交談，而《中華鏡》開章第一頁就引用了屈原《招魂》兩節(jié)詩，用得很恰當(dāng)，法國人早已視他為漢學(xué)家。同樣，傅雷說與劉海粟商量，協(xié)助拉盧瓦去聽中國古樂，其實拉盧瓦身為巴黎歌劇院秘書長，又是代表政府來考察，早已通過外交途徑，以及中國老朋友的關(guān)系，安排好一切，不必像他們初到法國時那樣盲碰盲撞。

　　1931年9月18日，法國郵船進入黃浦江。傅雷回到分別了三年九個月的上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