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年底，從廣州出發(fā)的國民革命軍已經(jīng)攻破了武昌，漢口和九江的工人武裝先后起義，都乘勝收回了英租界。上海的小學生大都會唱“打倒列強除軍閥”了，在暗地里輕輕地哼。我父親晚上喝著鮮紅的天津五加皮，常常跟我講革命軍打到哪里，就帶領農民斗爭土豪劣紳，把他們押到大祠堂門前的空場上，由農民揭發(fā)，罪大惡極的就當場槍斃。不知父親是從哪里聽來的。聽來多少只能講多少，逼他“再講一個”是沒有用的，這個我知道。

　　記得是個春天的上午，才上第三節(jié)課，伯祥先生突然到學校里來，把他的兩個女兒和我都叫回家。母親和祖母已經(jīng)把包裹、小提箱準備得了，站在門口見我一到，馬上雇了兩輛黃包車，母親抱著至誠牽著至美乘一輛，祖母和我乘一輛。我問：“上哪兒去？”祖母說：“去你姑母家。”到了河南路菜場，換乘一輛出租馬車，穿過公共租界，直奔法租界最南的邊沿上，貝勒路天祥里的姑母家。姑母也站在后門口等著了，她把祖母扶上二樓坐定，才問我母親：“今天真要動手了？”母親說：“說是準十二點，商務一鳴汽笛，趁工人一齊擁出來吃飯的時候?！惫媚缚戳艘谎蹓ι系溺姡f：“那已經(jīng)打起來了？”母親說：“是這么通知的，還說‘你們香山路一帶，還是避一避好’。我想老的老，小的小，避一避也好?！惫媚刚f：“阿哥呢？”母親說：“說手上還有點兒事，辦完了就來?！甭牭竭@里，我完全明白了，又不斷嘮叨著“父親還不回來”。傍晚時分，父親終于興沖沖回來了，他說商務幾千工人擁出大門，就沖進了寶山路的警察局，奪過槍支圍住了北火車站，跟鐵路工人匯合，把據(jù)守滬寧、滬杭交匯點的反動軍隊全部繳了械。

　　這一天是三月廿一。北伐軍先頭部隊早已到達龍華，蔣介石只是按兵不動。到了第二天傍晚，上海牢牢掌握在起義工人的手中了，他才不費一槍一彈，把隊伍開了進來，不知道是否舉行了入城式。我跟著父親回閘北去看北伐軍，仁余里的空房子里就駐著一隊，正席地而坐，圍成幾個圈子吃飯，吃得認真極了，眼睛盯著鼻子前面的飯碗，就像四旁并無人圍觀似的。都是兩廣人的面型，曬得黑里透紅，想來口音的障礙很難避免，單看紀律的整飭，那些滿臉橫肉的北佬兒絕非對手。圍觀的人看了一會兒也就散了。

　　似乎多數(shù)人喜歡把世上的事看得稱心一些，簡單一些，尤其在那種時候，很需要有個像《倪煥之》中王樂山那樣的人物，經(jīng)常在耳朵邊上提個醒。奉直軍閥的部隊被摧枯拉朽似的趕過了長江，國民革命在江南不是差不多成功了么？已經(jīng)說好了國共是合作的，國民黨蘇州市黨部就委派葉圣陶、吳致覺、丁曉先、沈炳魁、王伯祥、計碩民、胡墨林七人組成接管委員會，接管市內的各級學校。父親接到通知，就跟王先生一起動身了。我想他當時義無反顧的勁頭，可能跟他筆下的丁雨生相差不遠。我母親病在床上，沒法去蘇州。丁曉先先生當上了上海市臨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也沒有去。奇怪的是他明知我母親久病，還要委任我母親當務本女學的校長。這可是上海最大的女子中學呀，我母親也只好心領了。我們家本來打算搬回仁余里，如今只好等父親回來了再說。母親在姑母家左鄰租了個樓面，帶著三個孩子住下，祖母仍住在姑母家。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xié)一同組團分赴各省區(qū)視察，我和父親都報名去江蘇。到了南京，江蘇省的部分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協(xié)委員到車站來迎接，并一同參加視察。其中有位身材高大的老先生，雙瞳蒙著不太厚的白內障，因而走路不便，需要攙扶。父親輕輕對我說：“那位老先生是蠶桑專家呢，大概二十年沒見面了?！蔽乙詾楦赣H忘了他姓甚名誰，查了名單告訴父親說：“他叫鄭辟疆?！备赣H說：“我沒忘記他?！蔽矣謫枺骸耙灰^去握一握手？”父親說：“要是他沒認出我來，就不必了?！被氐脚P室里休息的時候，父親問我：“還記得大革命那一年，我回蘇州去接管學校嗎？什么學校都要接管，就是先把印奪過來。蠶桑學校是我去的。大概先聽得了風聲，學校里沒有旁人，只留下一位校長，就是那位鄭先生。見了我這個接管大員，嚇得話也說不清楚，問我要不要造冊子。我說，只要把學校的大印交出來就完事。他抖抖索索地從內衣里摸出鑰匙，好容易插進了右手邊抽屜上的鑰匙孔，拉開抽屜，取出了一塊木頭刻的四四方方的校印，拿塊布擦了擦，雙手送到我手里。我看字一個不錯，說了聲以后再等通知，站起身來就走。大印收了一大堆，也不知有什么用，那些校長倒來要鈔票發(fā)薪水了。我們兩手空空，怎么辦呢？只好把一個個收來的大印都交到市黨部。已經(jīng)是‘四一二’以后了，市黨部里的人也換了面孔。他們總算客氣，大印收下了，沒把我們幾個人怎么的?！?/p>

　　念初中的時候，父親讓我讀過一本薄薄的《巴士德傳》，巴士德一生中發(fā)明不斷，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有一項發(fā)明是抗擊蠶的白僵病，挽救過法國的一場經(jīng)濟危機。回想我小時候喂蠶，最厭惡的就是白僵病。長胡子公公說，有蘇州蠶桑學校的蠶種就好了，全都用國外引進的科學方法檢驗過的，保證孵出來的蠶沒有一條會得白僵病。這么一聯(lián)系就對了，他們用的定是巴士德發(fā)明的方法。后來又聽父親說，蠶桑學校的鄭校長如何想盡方法，為蠶民們解決生產(chǎn)中的難題，制造蠶種擴大供應，培養(yǎng)抗擊白僵病的專門人才。如果滄浪亭的五百名賢要補缺，我想父親頭一個會推薦他。誰能想見二十八年前，他們倆頭一回會面，竟是這么個局面。鄭老先生似乎隱隱約約也認出我父親來了，不然他為什么老向人叢里縮，好像裝作沒瞧見呢？又過了十多年，各處“紅衛(wèi)兵”鬧奪權，奪的也是大印。不知他們奪得了大印，后來是怎么處置的。

　　且說我父親交掉了大印從蘇州回到上海，就尋找四月十五的《商報》。讀罷愈之先生他們七位公開發(fā)表的、那封強烈譴責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的公開信，父親帶著我，去到寶山里六十號找章雪村先生。章先生果然在家里，見了我父親就問：“蘇州那個黨部倒放你們回來了？”父親說：“面子上還客客氣氣的。蘇州什么事兒都慢，大概還沒輪到我們這些人身上。再說，你不是也在家里坐著嗎？”章先生說：“那好，我們先喝起來，耐著性子等?！蔽腋赣H問：“等誰呀？”章先生哈哈大笑：“等他們來抓呀！”說罷喚后邊的章師母，說葉先生來了，弄兩樣配酒的出來，燙一大壺酒。我去廚房見了章師母，她一邊燉酒弄菜，一邊跟我說士敭上學去了，還沒回來。才一會兒，一碟糟青魚干，一碟油炸青蠶豆瓣，都齊了，叫我先端出去；她拿了兩個小酒碗，提起那壺熱氣騰騰的竹葉青，跟在后頭。

　　兩個酒碗篩得滿滿的。章先生自己先呷了一口，放下酒碗，手掌朝桌上一攤，示意我父親隨便喝。他滔滔不絕地說：“好幾位不見面了，躲起來了？去日本了？讓抓進去了？將來總會明白的。夏先生是人家放炮仗都駭怕的，把復旦暨南都辭了，回白馬湖當陶淵明去了。愈之也回上虞去了，說是得了傷寒癥。不管怎樣，他還是避一下的好：信是他起的稿，底稿又是他送到《商報》去的，《商報》要是吃不住壓力呢。振鐸還沒拿定主意。他是個熱心人，去年‘五卅’以來，經(jīng)常出頭露面，尤其在工人大會上、民眾大會上；姓名常見于新聞的，七個人中恐怕數(shù)他最多。國民黨不會忘記這筆賬的。振鐸經(jīng)濟還寬裕，何不以游學為名，出國去消停個兩三年呢？”父親說：“可是振鐸放不下文學研究會的一攤子事?！闭孪壬f：“這又有什么放不下呢。就說這開明書店，我也總有一天要放下的。”他好像交代后事似的，跟我父親說了一大堆開明發(fā)展的設想。我父親最聽得進的一條，大約是無論如何要把夏先生請出山來。

　　小報透露出消息，我母親被通緝，無從核對真假。母親說她躲在天祥里很安全，不急于搬回仁余里。父親為我寫信向學校請了假，又托便人把我?guī)У教K州衛(wèi)前街，陪長胡子公公度過了一個長長的暑假。

　　在那出活劇《奪印交印》中，長胡子公公客串過跟我父親同樣的角色。他聽不慣閑言碎語，茶館也不大去了。黃梅時節(jié)雨水多，出門也不方便。傍晚一聲聲鷓鴣喚雨，清晨又忽地鳥雀呼晴，整個宇宙像飄浮在云里霧里。雨大的時候，屋上的瓦溝似萬壑奔騰，卻也痛快淋漓。當年蘇州空氣清新，人們習慣于把天落水作為飲用的首選。讓頭一陣雨洗凈了屋瓦上陳年的塵土和枯枝敗葉，等水筧沖出來的水碧清了，才把它貯存在院子西南角的四個大水缸里。這火候，得公公自己來掌握他才放心。洋鐵皮水筧靈活輕巧，一撥弄就可以改變水流的方向，接上半爿毛竹筒就可以讓水流進哪個缸里。趁一個雨豁檔，公公帶我去大衛(wèi)弄的金魚池，買了十來尾四寸來長的草魚，這是放進水缸，消滅孑孓之類的蟲子用的，另挑了十來尾模樣色彩新奇的，養(yǎng)在金魚缸里供我觀賞。我才算有了件正經(jīng)活，掮著根帶紗布口袋的竹竿去河灘頭撈水蛆。公公不放心，老在后面跟著。

　　這一天，公公從外邊回來，一本正經(jīng)對我說：“小墨，你回不去了。真憑實據(jù)都登在《申報》上了，共產(chǎn)黨沈雁冰、丁曉先、王芝九，還有誰誰誰，去年夏天在仁余里廿八號開過會。”我急忙問：“有沒有說要通緝我父親？”公公說：“倒還沒有。不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們知道了仁余里廿八號，還會不找你父親？”——倒也是，我擔起心來，悶悶不樂了十來天，就沒想到廟也是可以跑的。那一天錚子公公對我說：“你母親來信說，新房子搬定了，叫我和你吳阿姨一同去住些天，順便把你帶了回去。尚公就要開學了?！薄茄?，那天讓王先生突然從課堂上喚出來，同學們都好奇地看著我。如今快半個年頭，大伙兒也該見見面了。

　　回到上海，住進才搬定的新家，橫浜東路景云里十一號，是新造的弄堂房子。橫浜東路是新筑的越界筑路，從北四川路竇樂安路底“越”到寶山路東頭。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為名就“越界”修進“華界”來了，明明是擴大地盤的蠶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歸租界。路的兩旁仍是“華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門，得釘上租界的門牌，照章納稅。魯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稱作“半租界”，真?zhèn)€一點不錯。我才住進景云里的那些天，白天能聽到蟬噪，晚間能聽到蛙鳴。這樣清靜的地方，在上海是很少有的。第二年、第三年夏天，是否還聽到呢？我記不起來了。

　　母親休養(yǎng)了一年多，身體總算恢復了。她斷斷續(xù)續(xù)地告訴我：“接管務本女學虧得沒有去。胡庶五阿姨去了，真?zhèn)€被抓進了警備司令部，費了好大的周折才弄了出來。聽說她要去日本了?！薄爱敃r是丁先生派我們去的。他聽得風聲就趕緊乘外國輪船去了漢口，連通知一聲也來不及。丁師母不懂得漢口、南京已經(jīng)分了家，還在到處說丁先生在漢口做什么官了。”“前天沈師母來尋房子，說雁冰先生就要回來了。你可不準在外頭胡說。本來可以兩個人一起走的，沈師母挺了個大肚子，快要生了，只好提前回來。我介紹給她隔壁的十一號半。她說大門矮一截，漆的紅顏色，不在意的人以為是汽車間，這樣倒好，就付了定金，讓我代她去寫房契，用老太太的名字出面，過幾天就搬過來住。”“振鐸先生動身已經(jīng)兩個月了吧，你父親現(xiàn)在就忙《小說月報》。”“至美五歲半了，想讓她去養(yǎng)真幼稚園。每天你帶她去，帶她回來，好不好？”我答應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