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3月21日“經典作家之未名社篇”專題中，載有葛濤先生的《未名社成員七封集外書信考釋》一文，文中引述的七封書信中，有三封是父親曹靖華的書信。其中一封是致許廣平先生的信：

景兄：

　　潘德楓先生為中蘇文協老同事，忠實可靠，奮力前進。擬將豫才先生事跡，寫為短篇故事。在蘇聯有左琴科等所寫之列寧故事，頗為讀者所稱道。在中國可為創(chuàng)舉。現潘先生奮勇嘗試，已成數篇，特為介紹，望兄費神賜教。

　　再敘，祝安！

　　弟  丹

　　九，十八

　　信中提到的潘德楓（1908—1988），湖南洞口縣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1927年廣州起義前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起義失敗被捕，在獄中學習過日語、世界語。1936年前后在武漢同世界語學者湯遜安、葉綱宇等組織武漢書報流通社，開展與推動世界語與抗日活動?？箲?zhàn)時期與父親同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工作，勝利后，又先后隨同協會復員南京，故父親稱其是“老同事”。信中并附有潘致許先生信：

　　景宋先生：

　　我今天很榮幸地第一次給您寫信。

　　這次承曹先生鼓勵，使我有勇氣來試寫魯迅先生故事。我曾對曹先生說：假如我試寫的萬一有發(fā)表的可能，則我有一誠懇的要求：就是在未發(fā)表之前，務懇您和曹先生審閱以后方付排。想先生一定允許我這由衷的懇求吧。肅此敬頌撰安！

　　晚  潘德楓  謹上

　　九，十九

　　據葛先生的《考釋》，從此信信封落款“南京漢中路牌樓巷51號曹寄”可看出，這是曹靖華1946年5月隨中蘇文化協會自重慶遷南京之后寫的，但因郵戳模糊，無法辨認?？紤]到曹1948年7月即因接到警報而只身離開南京北上任教，因而可斷定此信是1946年或1947年寫的。他傾向于前者，即1946年9月18日所寫。理由是：曹本人即信中所提蘇聯作家左琴科撰寫的《列寧的故事》一書的中譯者。他說：曹“從1942年1月20日開始翻譯左琴科《列寧的故事》之一的《逃亡》，后來他又把所翻譯的列寧的故事和一些蘇聯的民間故事一起編成《列寧的故事》（蘇聯民間故事選集），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在1946年出版”。據此猜測：潘“或許就是受到曹靖華譯的《列寧的故事》的啟發(fā)，加上1946年是魯迅先生逝世10周年，上海等地都在籌備紀念活動，由此萌發(fā)了撰寫《魯迅的故事》一書的設想”。

　　對父親寫此信的時間，我們也認為應是1946年9月18日，但依據并不完全同于“考釋”。

　　自打抗戰(zhàn)勝利，蔣介石便把與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共同簽署的“雙十協定”撇在一邊，一面在美國幫助下往各解放區(qū)周邊調運兵員、裝備，著手發(fā)動“三到六個月內鏟除共黨”的全面內戰(zhàn)；一面籌劃召開偽“國民大會”，實行獨裁統治。1946年5月父親自重慶到南京后，協會的“復員”工作毫無著落。由于物價飛漲，一家人僅靠從各出版社預支的一點稿酬，連最低的生活也難維持。會長孫科只忙于競選副總統，對協會根本不過問。父親與先期抵達進行籌備工作的侯外廬、先錫嘉找副會長、國民黨立委邵力子商議，邵同樣以“顧不上”推脫，弄得他們一籌莫展。正如父親致友人信中說：“……已會孫、邵各三次，氣候不佳，心情各異，協會毫無人管，勢恐瓦解。弟雖踏破鐵鞋，恐無能為力也?！彼踔琳f：“擬向孫、邵及常務理事會辭職?！焙髞恚芏鱽碜岧R燕銘轉告他：國民黨CC頭子陳立夫正想把協會從孫科手中弄去。并指示他：孫科與邵力子仍要爭取與團結，要利用他們的影響，保住協會這個陣地，不能讓它落入陳立夫手中。父親這才清楚，圍繞協會存廢，國民黨內部高層還有這樣一場爭斗！

　　后來，在周恩來的具體領導與運作下，由白崇禧的高級幕僚劉仲容擔任協會秘書長，意在加強孫科地位，抵制陳立夫勢力。通過人員分流、縮編，縮小了協會規(guī)模與開支，總算將黨在國統區(qū)領導下的這個有作為與影響的文化機構保存了下來。在各方努力下，協會“復員”工作漸入正軌，并于1946年七八月間，將會址選定于南京漢中路牌樓巷51號。由于縮編，協會僅維持《中蘇文化》與《蘇聯文藝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吨刑K文化》由父親和郁文哉負責編輯，潘德楓、先錫嘉負責校對、出版；在重慶時的原編譯委員會委員，僅剩父親一人駐會，葉以群、戈寶權以及原與協會有聯系的出版機構多在上海，因而，父親便經常來往于寧滬之間，商議、籌劃新編譯書目，聯系譯著者及洽談出版事宜。而每逢去上海，總要看望許廣平、戈寶權、葛一虹、葉以群等老友。

　　在葉以群、戈寶權等協助下，協會相繼將戈寶權譯的《伊薩科夫詩選》，茅盾譯的《團的兒子》，袁水拍、徐遲合譯的《巴黎的陷落》，董秋斯譯的《托爾斯泰傳》，以及父親譯的《城與年》等選目列入出版計劃。早在1930年，父親在列寧格勒時，便將《城與年》木刻插圖原拓寄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約他盡快將《城與年》譯出，但父親忙于教學，實在擠不出時間，同時也深感作者散文詩般的敘事風格，譯起來難度很大，只好應魯迅先生要求寫了《城與年概略》，供魯迅先生編寫《城與年之圖》時參考。1944年他在重慶譯完《保衛(wèi)察里津》后，決心翻譯《城與年》，以了卻魯迅先生當年的夙愿。并通過蘇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BOKC），請《城與年》作者斐定提供插圖木刻原拓，得到的答復卻是：不僅木刻原拓無法找到，連帶插圖本的圖書也都毀于戰(zhàn)火。父親帶著譯稿復員南京后，便想著當年寄給魯迅先生的插圖本或許還能找到，后來和許廣平先生一起，在魯迅先生書柜中，不僅找到了插圖本和全套原拓木刻，更珍貴的是每幅插圖都附有魯迅先生親筆在宣紙上寫的說明。帶全部插圖的《城與年》終于在1947年9月由上海駱駝書店出版，也算了卻了魯迅先生未盡的夙愿。這些都說明，1946年，父親由于業(yè)務往來，經常去上海，與許廣平先生聯系、見面機會也較多?！犊坚尅分刑岬降?946年8月，魯迅先生逝世10周年紀念活動，父親是籌備委員會委員，不僅參加了紀念大會，還會同許廣平先生，以及戈寶權、葉以群、葛一虹及BOKC代表羅果夫等祭掃了魯迅先生墓。

　　基于這些情況，我們亦傾向于《考釋》推斷的父親致許廣平先生的這封信是1946年9月18日寫的，而非1947年。因為自1946年入秋以后，國內時局已發(fā)生巨大變化：在美國支持下，國民黨軍隊在蘇皖、蘇中、晉冀魯豫各解放區(qū)點燃戰(zhàn)火，大規(guī)模內戰(zhàn)已全面爆發(fā)。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攻占華北重鎮(zhèn)張家口的當天，蔣介石不顧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反對與抵制，悍然下令召開偽“國大”，并加緊布署攻占延安……與此同時，在國統區(qū)國民黨各特務機關，也加強了對中共辦事處、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迫害與監(jiān)視。協會舉辦的報告會、展覽等，常被特務 “砸場子”，甚至連我們小孩子出門，身后也長起“尾巴”。進入1947年，特別是2月底中共代表處被迫撤離南京后，白色恐怖更甚，協會正常工作已無法開展。父親即便去上海，為許廣平先生及其他友人安全計，非必要接觸外，也都避免節(jié)外生枝。很難想象在那種情況下，還會向許廣平先生推介諸如編寫魯迅故事這類“不著邊兒”的設想。

　　《考釋》說父親“從1942年1月20日開始翻譯左琴科所寫的《列寧的故事》之一的《逃亡》，后來他又把所翻譯的《列寧的故事》（蘇聯民間故事選集）一書，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出版”。由此推測：“或許，潘德楓就是受到曹靖華翻譯的《列寧的故事》一書的啟發(fā)，再加上1946年是魯迅逝世10周年，上海等地都在籌備舉行紀念活動，由此萌發(fā)了撰寫《魯迅的故事》一書的設想?！睋覀兪诌呝Y料證實，左琴科的《列寧的故事》作于1940—1941年，原著在刊物發(fā)表時，父親即將其陸續(xù)譯出，并在《中蘇文化》《新華日報》等報刊上刊載，并于1941年即由重慶生活書店出版了單行本。并非如《考釋》所說是1942年1月20日才開始翻譯。

　　另，《考釋》說的“左琴科所寫的《列寧的故事》之一的《逃亡》”，亦未見于左琴科所寫的19篇相關文章中。父親于1979年4月為葉君健、嚴文井、陳伯吹、高士其、冰心等翻譯家、科普與兒童文學作家編輯、出版的“小學生文庫”之一的左琴科著的《列寧的故事》，撰寫的《新版后記》中說：“當年在蘇聯有許多作者依據同樣的史實，寫了不同的少年讀物。而關于列寧的故事，在寫法上，我以為左琴科的手筆是比較高明的。同樣的史實，而藝術手腕之高明與否，對讀者的感染力是大不相同的。”當時蘇聯另一位作家斯·米列爾也曾以《列寧的故事》為題創(chuàng)作過類似的文章，父親亦曾譯過四篇斯·米列爾創(chuàng)作的《列寧的故事》，其中《小船》《三次會面》與左琴科創(chuàng)作的《列寧送玩具給一個孩子》《列寧和爐匠》依據的是同一史實，但寫法與風格各異。而《考釋》列舉的《逃亡》，我們推測，很可能就是斯·米列爾創(chuàng)作的《流亡生活的結束》，錯當成左琴科所著了。

　　當時，蘇聯民間尚流傳著一些十月革命領袖列寧、斯大林，以及草莽英雄夏伯陽的故事傳說，那是屬于民間文學的范疇了。父親也曾經將它們譯成中文，發(fā)表在《中蘇文化》《文藝陣地》上，并收入1942年由重慶文林出版社出版的《鮮紅的花》（蘇聯民間故事選集）中。那時正值國共合作的抗戰(zhàn)時期，重慶中共辦事處人員，包括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回延安公干時，常把重慶出版的《中蘇文化》等進步刊物和父親編譯的有關蘇聯反法西斯文藝作品帶到延安，由延安及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出版機構翻印出版?！犊坚尅分刑峒暗摹靶氯A書店晉察冀分店”，是當時敵后根據地中較大的一家出版機構，有的根據地沒有這種條件，便用手工刻蠟版，用油印機在很粗糙的土紙上油印。林伯渠同志有一次從延安到重慶，就曾帶給父親一些延安和各敵后根據地翻印的他翻譯的《虹》《糧食》《保衛(wèi)察里津》等書籍，也有油印的《第四十一》。《考釋》提到的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6年出版的《列寧的故事》，估計也是依據由重慶帶去的版本翻印或編印的。抗戰(zhàn)時期，在重慶是看不到延安或敵后根據地出版的書籍的，而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正是蔣介石向包括晉察冀在內的各解放區(qū)大舉進攻之時，無論重慶或南京，都不可能讀到那里出版的書籍。

　　因而，倘潘德楓讀過《列寧的故事》這本書，應是在重慶時就讀過?；蛟S正如《考釋》所說，他由于受這本書的啟發(fā)，曾萌生編寫魯迅故事的念頭，到南京后，得知父親去上海常有機會見到許廣平先生，便向父親提出嘗試編寫魯迅故事的愿望，根據父親一貫的鼓勵、提攜年輕人的習慣，當他得知潘有這種設想，定會熱情鼓勵與推介的。這或許便是這封“集外書信”的由來。只是后來時局的變化遠遠超出父親他們的預料，即便當初有這種良好愿望，也曾為之做過努力，但由于形勢所迫，也只能不了了之。

　　對潘德楓計劃寫魯迅故事一事的原委，我們未曾聽父母說過。原在南京與父母一起共事的那一代人都已過世，就連最后一位郁文哉先生的夫人劉惠阿姨，也在前不久以99歲高齡謝世。因而此事恐已無從查證。據我們所知，潘德楓先生在協會一直擔任《中蘇文化》刊物校對、出版、發(fā)行等事務性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中蘇友協或對外文委，擔任的也是文化服務部與黨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行政工作，未聽說有何著述。這封信，無論在父親的《書信集》《譯著文集》及2007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為紀念父親誕辰110周年編的《曹靖華紀念集》中的《佚文·書信》欄目中，均未收入，確系一封珍貴的“集外書信”。我們將會遵照考釋者葛濤先生的建議，今后在增補父親文集時將其補入。這不僅因為它是父親“在魯迅生前和逝后與魯迅夫人許廣平保持聯系的一個歷史的見證”，而且也可從信中了解在那激烈動蕩的年代，那一代人曾經的所思、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