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節(jié)選自《我國古代最牛的〈十竹齋箋譜〉南京造》一文，原載于《鐘山風雨》雜志2019年第5期。

　　在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中，有一部《十竹齋箋譜》是鄭振鐸當年收藏過的，他在得到這部書的時候非常高興，寫了長跋以志此事。《十竹齋箋譜》是中華民族藝術(shù)寶庫中的璀璨瑰寶，它的問世對于制箋譜圖畫，勾描擇套、雕刻饾版、套色印刷等方面都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并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時至今日，木版水印過程中的個體分工，大體沿襲了胡氏模式。所謂饾版，就是將彩色畫稿按不同顏色分別勾摹下來，每種顏色按其畫稿形狀刻成一塊小木板，然后依次逐色套印，最后形成完整的彩色畫面。由于鐫雕的小木版形似饾饤，故稱饾版。用這種方法印出的畫面，其色彩的濃淡深淺，陰陽向背，幾乎與原作無異，形神俱在，藝術(shù)效果令人嘆為觀止。

　　所謂拱花，則是用凸版壓印壓成，印出來的畫面突出，使天際的行云、江上的流水、禽類的翎毛、蟲類的須腿、花朵的輪廓、器物的紋飾等，都一一凸現(xiàn)在紙上，有立體效果，大有呼之欲出之感。

　　1933年，鄭振鐸在老北京收藏家王孝慈那里見到《十竹齋箋譜》，喜歡至極，稱贊道：“人物瀟灑出塵，水木則澹淡怡靜，蝴蝶則花彩斑斕，欲習欲止，博古清玩，則典雅清新，若浮紙面”，立馬差人送上海給魯迅看。魯迅雖然見多識廣，但還是驚喜不已，曰“明末清初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兩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準備把它復活。

　　1934年春末，在魯迅的倡議下，兩人決定共同輯印《十竹齋箋譜》一書，鄭振鐸委托趙萬里從王孝慈手中借得藏本，請榮寶齋的師傅依然用“饾版”和“拱花”術(shù)仿原件復制。1941年夏初，經(jīng)過長達7年多努力，終于仿制成功。此時王孝慈和魯迅已先后去世。在悲喜交加之中，鄭振鐸欣然命筆，為該書仿制成功撰寫跋文：“嗚呼！此書雖微，亦嘗飽經(jīng)世變，備歷存歿之故矣！抑余重有感者。二十年來，余羅致版畫書不下千種，于此書最為加意……”

　　新中國成立后，身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仍然十分關(guān)心《十竹齋箋譜》的命運，1952年榮寶齋重版《十竹齋箋譜》之際，鄭振鐸又作重印《十竹齋箋譜》序：“雅麗工致，曠古無倫，與當時之繪畫作風血脈相通。十竹齋所鐫《畫譜》《箋譜》尤為集其大成，臻彩色木刻畫最精至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