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是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北方出了義和團的事件，歐美日本八國聯軍攻人北京，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那時杭州有三份上海報紙，是《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但是我們書塾里只教員室有報看，我們哪里敢進去。這位陳老先生卻常常把時事告訴我們。一日，他把我叫得去，告訴我聯軍進了北京，皇帝走了。我好象天向我頭上壓下來了，就號啕大哭。他老卻不響，直待我哭得太傷心了，他才對我說：“你不要哭，慢慢對你說?！蔽衣犓恼f話，好象基督徒相信《圣經》一樣，曉得他老必定有個道理的，也就止了淚。他老說：“你去息息罷?！蔽覂刃倪€是凄涼得很，也沒有話說，就退出了。

　　后來他老并不怎樣特別地告訴我什么，但是、我們從他老講歷史里說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國的事，我們不知不覺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了。他老又叫我們在課外看《天演論》、《法意》，和《黃書》、《伯牙琴》?！睹饕拇L錄》一類的書，我們又不知不覺懂得須要革命了。因此我們考試文里也大變了色彩。

　　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學一起升了頭班?？墒俏铱嗔?，因為他們的算學都是學微積了，而我連三角也學不好。英文也連造句還咯哩咯嗒，改學日文，又討厭他總是鬼話。不過我在歷史、國文、掌故（這門功課有些特別，大概等于現在的政治學、經濟學里的概論，而又只限于中國歷史以內，并且沒有教本，只在《九通》里面自己摸索）方面的成績，除了湯爾和、杜士珍兩位同學外，我總超過其他同學們，所以保持了在頭班的地位。

　　我在頭班半年不到，和湯杜兩位同學的成績又超過了其他同學，忽然把我們三個加了一個特班生的頭銜，卻仍在頭班里讀書，這是在前清光緒二十七年上半年。下半年書塾里又出新花樣了，加設師范生六名。備班學生一班，備班取來的都是象現在初小一二年級的學生。師范生呢，并非另開一班，也不增加教育科目，就是給我和湯杜兩位同學，和還有周繼善、葉誠然、龔壽康三位同學（都是頭班生）加了一個職務，叫我們去教備班學失，不過不算正式教員，所以特立這個名目。

　　我們在備班里，一面是教師地位，一面還是同學地位。我們對于這班里的小兄弟，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樣。而我們的教法，不但用了陳老先生教我們的方法：“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我們和他們真“德漠克拉西”。我們有時設了一個問題，反而自己退下講臺來坐在學生位子上，請他們里面自動要說話的上去互相質問辯難。所以他們也和我們親熱得要死。他們里面有一個楊崇英，是書塾總理的孫子，不過十二三歲，先和我在新四班里同學，他后來告退了，這時重復進來，他每次能夠佩侃而談。還有一個傅孟，也是了不得的。

　　這時，我們書塾里還沒有體操，我們到求是書院里去看了一番，“不勝欣慕之至”，就由高級同學發(fā)起向總理（就是校長）上書，請求增加體操科目。起初總理以為這是不需要的，后來終究被我們的“絕妙好詞”感動了，增加了體操。我對這事，倒大感興趣，翻杠子、蕩秋千，居然第二手。

　　我們又發(fā)起組織同學了，一個現在學生會似的組織，由我們幾個高級同學來領導，雖則形式上很不完全，精神上倒很團結。我們幾個人常常晚上到年級較低的同學宿舍里集合他們，作演講、辯論，很似現在的座談會。

　　照例，每年端午、中秋、年底三個時間，要由杭州府、錢塘縣、仁和縣輪流來考試。他們拿了卷子回去，評定了次第，五名以前都有獎金。有一回輪到錢塘縣，知縣黃大華先生，倒是一個有學問的，可是他偏闖了一個亂子。他隨意把我們升降了，頭班的降到三班，四班的升到二班，平日成績好的偏偏都落入次等。我們大哄起來，好在校方并不依照他的評定辦理，我們卻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的獎金。說也可笑，一共也不過五六十塊錢（銀元），我們卻要辦一個藏書樓了。湯爾和會刻圖章，他就犧牲了石頭一方，刻了”皆大歡喜樓藏書”七個字，捺在買來的一些當時新出的課本書籍上。那時杭州出了一份線裝書式的白話報，其實都是求是、養(yǎng)正兩校的教員的作品。我們就定了幾份，供給同學看看。

　　這時，我的十七歲光陰過完了，養(yǎng)正書塾也改為杭州府中學堂，我們六個師范生都要在明年（光緒二十八年）暑假畢業(yè)。校方預定派我和湯杜到日本去留學，我們約定去學陸軍，學了回來就好革命。（后來湯爾和曾去日本，一度進成城學校。）可是將要畢業(yè)的前兩個月，卻給我們一個留學計劃的根本打擊。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同學們合理的思想發(fā)展了，我們組織起來了，對于校方古典式的一切會表示不滿。在歷史上，學生一進了校門，除了工友們以外，都是師長，尤其是在四十多年前，師字是和天地君親成了聯系的，杭州人家家里往往供著一塊天地君宗師的牌位，便可以曉得師字的尊嚴，所以書塾里的職員，人人自以為師，個個自以為長。我們塾里一位“學正”先生（類似現在的總務主任），真很神氣，大家就把他做了攻擊的對象，但是平常對他還是禮貌不衰。

　　二十八年清明時節(jié)，西子湖邊，山盤翠髻，水皺青絲，柳似舞腰，桃如含笑，怎不逗起我們的春情。向來清明、立夏這些節(jié)日是放假的，這年卻改了規(guī)則。我們向學正先生要求，請向監(jiān)督（改學堂后，總理也改叫監(jiān)督）商量，仍舊放假。他說：“不行”，自然大家不高興。我們幾個師范生卻有點不師范了，就和幾個頭二班里的同學請了假，溜到西湖上，賒了幾匹馬，大家輕衫軟策，游山玩水，好不賞心悅目。哪里曉得半路上碰著了學正先生，三名轎夫，一乘快轎，沖到我們馬前，來個照面。彼此來不及招呼就過去了。這日晚上，我們就聽見這位學正先生在那里和教員們說我們不遵規(guī)則，還有形容我們的兩句話，是“扇子揚揚，馬鞭揮揮”。我們想他也何嘗守規(guī)則，大家就有了一肚子氣。

　　一會兒到立夏節(jié)了，當然沒有放假的希望，大家倒也不想出去。

　　一日，我們六個師范生正陪著陳老先生吃晚飯。（我們有特別權利在宿舍里開飯，請他老同吃。）忽聽到樓下飯廳里那位學正先生的聲音很高，還有拍桌子的聲音。趕緊叫工友去看，他回來說：“邵師爺同傅少爺、徐少爺相罵，邵師爺坐得轎到監(jiān)督屋里去哉。”我們趕緊下去一問，方曉得和這位學正先生同桌子吃飯的同學傅振紳（后來改名銳，宇毋退）、王孚，徐景清三位，吃飯時候談天，被學正先生斥責了，所以爭起來。我們曉得學正先生向監(jiān)督那里一去，這三位同學定被嚴厲的處分了。向來我和湯杜兩同學是被監(jiān)督特別看待的，這時湯爾和因病睡在隔壁醫(yī)院里，大家就推我和杜士珍也趕到監(jiān)督家里去，好替那三位同學說說話。可憐，我們是一盞燈籠兩條腿，怎樣趕得過學正先生的轎子。半路上就看見“翰林院編修”的燈籠，曉得監(jiān)督向校里來了，又急忙回身就趕。趕到了校里，只見全校的同學已布滿在監(jiān)督辦公室外面院子里，好些教員都在監(jiān)督辦公室外面君子堂里，監(jiān)督準備開除三位同學的學籍了。

　　我們幾個高年級的同學都急了，有什么辦法？有什么辦法？請總教習（陳老先生）來救救他們，就把陳老先生請來。他老一聽要開除學生，便“怒發(fā)沖冠”，一口氣跑進監(jiān)督辦公室，正碰著監(jiān)督手拿朱筆要寫開除條子（那時開除學生要監(jiān)督親筆用銀朱寫條子的）。他老迫不及待地向監(jiān)督說；“不能！不能！”監(jiān)督只是不理會，他老更急得喊：“先生，先生不能，不能！”監(jiān)督才慢慢地說；“本監(jiān)督自有權衡，該教習無得干預。’他老的“無明火”自然燒起來了。便說；“那末我辭職罷！”這句話方說出他老的口，這時我們也混在“君子堂”里，所以聽得明白，便嚇得往院子宣布，總教習辭職了。就有潮涌似的聲音，“陳先生辭職，我們也走！”大家聚起來商量辦法，一面湊出錢來租一所房子，預備暫時安頓身子，一面做了一篇呈文，直到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當時稱為三大憲）那邊去控告這位學正先生。第二天早是大家向孔子牌位行禮而別。這樣一來，校方就用分化我們的手段，用感情來抽回一小部分，我們六個師范生除了湯爾和在病外，也都被開除了?？墒潜O(jiān)督寫條子，不用朱筆而用墨筆，“以示優(yōu)異”。后來我們還聽得監(jiān)督寫開除我們的條子，還流了淚說：“我手里只造就了這幾個人，偏還在我手里開除他們?！?br />
　　說到我的革命思想，是發(fā)生在十六歲。那時，我讀了王夫之的《黃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和《明季稗史》里面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一類的書，有了民族民權兩種觀念的輪廓，”這年又碰上了義和團的事變，八國聯軍沖破了北京，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觀念，又讀了些盂德斯鳩的《法意》、盧梭《民的論》的譯本，和李提摩泰的《泰西新史攬要》（十三年，我代理教育部部務，后藏班禪喇嘛來北京，我去訪問他的時候，遇見了李提摩奉先生，他已七十歲左右了。一口很好的中國官話。但陸丹林先生告訴我李提摩泰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死在倫敦，享年七十四歲。怕我遇到的是另一個李提摩泰。）一類的書，不知不覺地非要打倒?jié)M洲政權，建立民主國家不可，并且就想找同志了。

　　在同學里，和湯爾和、杜士珍也基于這點上拜了把子，還想向求是書院里找同志。當時求是書院里有蔣尊簋、蔣百里、史久光、李斐然、周承菼、許壽裳，錢家治等一輩，我們就想聯絡一起。后來二蔣和史、李、周五位都往日本學陸軍，我們三杰（這是當時外面稱我和湯杜的，因為我們在養(yǎng)正書塾里是特班生，同學就把我們和周繼善、葉誠然、龔壽康聯起來，又稱六君子，這是他們給我們開玩笑的。那時距離“戊戌政變”不過兩年，所以他們這樣叫我們。）也決意待畢業(yè)后往日本學陸軍，不想巴望得可以達目的時候，竟為了抱不平，幫同學，被學校除名了。

（責任編輯：夏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