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袁世凱想做皇帝，還有一段外交上的關(guān)系。上面提到的美國顧問古德諾，還不算什么，實際慫恿袁世凱做皇帝的是英國公使朱爾典。那時，英國和日本雖則結(jié)了英日同盟，但是對中國的權(quán)利競爭，日本是不放松的。日本為對付英國起見，卻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二十一條固然是“乘勢要挾”，另外還正式向袁世凱提出了反對他做皇帝的警告，蔡鍔的能夠安然回南，也得日本一些幫助。

　　在這年穿夾衣的時候（大概上半年），我和我的妻子去逛天壇，忽然遇到兩人：一個“風(fēng)姿 麗”，秀眼“虬須”，衣服整齊華美；一個瘦黑短小，鄉(xiāng)氣十足。那個“風(fēng)姿 麗”的急急地走來，向我口稱老師，我記不起他的名姓，面孔也并不很熟。他便自己說是從前兩廣方言學(xué)堂學(xué)生廖容，我覺得對的，是有這個學(xué)生。他又把那個鄉(xiāng)氣十足的介紹給我，叫他向我行禮，說是他的弟弟廖毅。我很注意了一下，怎樣弟兄兩個相差得這么多？廖容問明我的住處就分手了。

　　過了不久，他們來訪我了，禮貌非常恭敬。廖容說他在總統(tǒng)府任顧問，住在西門外什么胡同惠州郡館，請教我該讀些什么書。據(jù)他說，愿意研究歷史，曉得國家興亡的道理。他的弟弟和他一樣，也要多讀書。我很奇怪他們竟這樣好學(xué)。后來我去回看他們，一進住屋，便見四面皆是“史部”的書籍。廖容便問我讀書的方法，我問他有什么志向，他說：國家沒有大定，想求點“應(yīng)世之學(xué)”。我很稱贊他一番。他后來又來看我，方說出他離開方言學(xué)堂，是為了要推翻清朝，便入了洪門，洪門就是俗叫三點會的。他們以后常常來看我，問些國家事怎樣辦？到了這時（四年冬），我問廖容：“袁世凱要做皇帝了，你怎樣？”廖容說：“回廣東去?！蔽艺f：“光是回廣東？”廖容便說：“老師想怎么辦？”我問他?！澳銖那暗呐f部還在？不能再起兵討逆？”廖容說：“可以的?！蔽艺f：“你回去就能召集？”他說：“只須三日就召集了?！蔽液茉尞悾@樣容易？我問他，他說：“我往各人家里送一名片，我回家的信息就傳遍了，他們自會得來的。我穿草鞋，三日便可走遍?！蔽揖投谝环?。后來我回南了，果然得到廖容從廣東來信，要我寫一篇討袁的文宇。我用“駢體”寫了一篇“檄文”寄去，他曾在香港報紙上發(fā)表了。后來曉得他曾糾集七營的兵，隨同西南各軍討逆。

　　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學(xué)請我在文學(xué)院擔(dān)任教課。那時，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凱軟禁在北平東四牌樓的錢糧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貴族的遺產(chǎn)，著實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包辦。大門口呼么喝二的便衣警察五六個，算是他宅子里的門房。可是“上房”里只有一個聽差，還帶司廚。客人呢，起初只許兩個人進去，一個是清史館纂修北京大學(xué)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別一個我忘記了。后來馬裕藻、錢玄同、吳承仕和我都陸續(xù)可以進去了。我有時在北大上課后去看看他，有時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談就是一天。有時他還要我吃了晚飯走。說起吃飯，可笑了，四盤一湯，菜不算壞。他呢，照例只吃在他面前的兩盤菜，這倒不可笑，只是飯碗，筷子，湯匙都是銀的，這是他吩咐的，因為他怕袁世凱下毒藥，叫他死得不明不自。他根據(jù)了《洗冤錄》的話，銀子可以驗毒的，所以這樣。可是熱氣騰騰的飯拿不上手，湯喝不進口，我拿陪他吃飯，當(dāng)作一件苦差了。

　　他在這樣的生活里，自然痛苦極了。當(dāng)他第一次被軟禁在南下洼龍泉寺的時候，已經(jīng)絕過一次食，我和黃節(jié)先生都寫信給袁世凱的政治會議議長李經(jīng)羲，請他向袁世凱說話，恢復(fù)他的自由，才由龍泉寺遷移過來，這時他又來這一套了。他絕食的第二日，我才得了信息，一清早由西南城趕到東北城，進了他的臥房，三條棉被裹了他的身體睡著。這是冬天不消說了，北方大家小戶，都生火了，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可是連一個白爐子也沒有，因為他防袁世凱又用煤氣熏死他。因此，我連一件敝裘大衣，也不敢脫，只是身上感覺沉重，兩只腳幾乎沒感覺了，只好在他房里不停的兜圈子，一面走，一面向他種種譬解。他是九流三教無所不通的，尋常言語，休想打動他，幸而我還有幾套，忽然談孔孟，忽然談老莊，忽然談佛學(xué)，忽然談理學(xué)；談到理學(xué)，他倒感覺興趣，原來他對這門，以往還缺少深刻的研究，這時他正在用功，所以談上勁了。但是說到本題——勸他復(fù)食，他就另來一套。他說：“全生為上，迫生為下，迫生不如死?！边@是《呂氏春秋》里話，他用來說明他絕食的理由，我又用別種話支吾了他，一直說到下午八時，他的精神倒越興奮了，我的肚子里卻咕嚕咕嚕地叫了。我看準了他不至于堅持了，便告訴他我受不住了，要他陪我吃點東西，他居然答應(yīng)了。我便做起主人來，叫那位聽差兼司廚的進來。好在他本來有偵探的職務(wù)的，一晌在房門外伺候著，這天他們這些特務(wù)個個心驚肉跳，為了要擔(dān)責(zé)任哩，所以我剛開口，門簾就打起來了。我吩咐他做兩碗雞子兒來，因為飯是趕不及辦了，也防章先生餓的時候多了怕不方便。一忽兒兩碗雞子兒搞到他床邊，我先遞一碗給他，他一口一個，不消一分時便落肚了。我再遞那一碗預(yù)備我吃的給他，他也不推辭，照樣落肚了。我算完了今日的任務(wù)，便叫那位聽差兼司廚的給他洗面，又吩咐他們好好伺候，就離開了他。走近大門，那幾位特務(wù)都排著向我恭恭敬敬地說一聲謝謝。有一位徐一士先生根據(jù)錢玄同先生的說話，記這件事，實在有點不對。我也不用多辯，只把我身經(jīng)的情形寫在這里。

　　此后我更不斷地去安慰他，并且去訪一位吳炳湘的老鄉(xiāng)、參政院參政、桐城派古文名家馬其昶先生，想他能夠和吳炳湘說幾句話，卻好馬先生正要把他的著作《毛詩考》，托我請章先生批評，我就給他介紹和章先生見面，以后他的“門禁”果然松了許多。

　　這年寒假將近，我和湯爾和、邵裴子都不愿在袁皇帝“輦轂之下”混事，趕在他“登極”以前，我辭了北大和醫(yī)專的教員，湯爾和辭了醫(yī)專校長，邵裴子辭了財政部的主事，都離了北京。那時北京和上海的某報把我們辭職離京，當(dāng)做特別的事情登了出來，我們本來都是光蛋，無鄉(xiāng)可歸，這樣一來，只好借光上海的租界了。我住在卡德路祥福里，恰巧對門往的是我的破蒙老師王解元的姊夫楊霞丞先生（楊先生在辛亥年做云南提法使；云南光復(fù)的前一日，總督李經(jīng)羲叫他進衙門去，對他說：“吾輩在位，事急惟有一死?！币缓鰞豪罘蛉酥税牙罱?jīng)羲叫了進去，好久不出來，后來聽差的出來說：“請楊大人回去吧，我家大人出城去了?！睏钕壬氐阶约旱难瞄T，家口已不知去向，這是楊先生親口告訴的），因此，曉得王老師也在上海，還住在相近的善昌里，二十多年不見的師生竟得見面了。

　　王老師的大哥哥叫王會日，后改名一個煥字，別字輔丞，是一個前清的工部郎中。他和他的大哥哥都和大刀王五有交情。王五是著名的鏢師，北道兒上綠林中人奉他做領(lǐng)袖的，由此可見他們弟兄的氣概了。我十一歲的時候，正是他們死了母親，我渡錢塘江去悼喪。那時正是前清光緒二十一年（甲午后一年），他們在家里吃飯，桌上都鋪了白布，也可見他們“維新”得早了：那位輔丞先生和一個滿洲人壽山有交情，壽山很貧，王先生常常照應(yīng)他。壽山做了黑龍江將軍，就把王先生“奏調(diào)”同去（奏調(diào)是向皇帝說明被批準的），一切都托付王先生替他辦。不想庚子義和團的事變，壽山也要盡除黑龍江的中外教士和外國商人，王先生和他大爭一番，竟被他殺死。

　　王老師由舉人揀選知縣（俗叫大挑知縣），分發(fā)河南，他雖則做了兩任官，但是不會弄錢，卻會用錢，結(jié)果，虧空了官款，被袁世凱下令查抄家產(chǎn)?？墒?，他那時已無產(chǎn)可抄，躲避在上海，身邊算有一件青銅器，倒是被金石家“著錄”過的，但也不過值得八百上千吧，其余有點書畫，如他的老鄉(xiāng)趙之謙的手筆一類，后來由我介紹一位朋友辛亥革命時候攻打南京的炮兵統(tǒng)領(lǐng)徐朔（徐紹幀部下）給他代為銷售度日。不久他死了，我也窘得不能幫助，還是請徐朔幫助他的后事。

　　在我要離開北京的時候，去和章先生商議倒袁的事，章先生囑我找張春先生商量。當(dāng)我最后和他分別的時候，我很為難過，一則我好象是他的護衛(wèi)，我離開了他，不曉得以后他又怎樣；二則他向來送客不出客廳的，這時，他不知不覺下了臺階，看他是不愿意我走開，但是我怕特務(wù)們的注意，不得不低了頭快快地離開了他。所以我為他做了一首《高陽臺》詞：

　　燭影搖紅，簾波卷翠，小庭斜掩黃昏。獨竹雕闌，記曾私語銷魂。楊花愛撲桃花面，盡霏霏不管人嗅。更蛾眉暗上窗紗，只是窺人。

　　從前不解生愁處，任灞橋初別，略損啼痕，爭道如今，離思亂似春云。銀箋欲寄如何寄？縱回文寫盡傷春，親人遙又過天涯，斷了鴻鱗。

　　這是我回南后一年（五年）春天寫的，那時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隔了一個多月，他的信來了，他發(fā)信的日子，有郵政局的鋼印，是洪憲元年五月三日，我收信的時候，郵政局鋼印上沒有洪憲元年，仍就是中華民國五年了。這個信封我認為很可寶貴，已送給浙江圖書館或博物館了，抗戰(zhàn)后卻不曉得還在？

　　我在上海住了幾個月，生活沒法維持了，應(yīng)德閎先生送我三百元早用完了，我把明初板《洪武正韻》一部，譚獻過校的《意林》一部和別一部記不起名的托朋友向商務(wù)印書館張元濟先生賣了十六塊“大洋”，也不夠付一個月房錢。幸而天氣向暖，把在北方必需的幾件皮衣，一股兒連箱子交進當(dāng)鋪，得了八十多塊錢。終究不是“持久之道”，總算命一不該絕，浙江獨立了，莫永貞先生做了財政廳長，龔寶銓把我介紹給他，莫先生馬上把我“經(jīng)師人師”的恭維一番，請我屈就他的秘書，其實我正不得了呢！

　　我因此便搬家回到杭州，住在飲馬井巷一所古舊的房子里，這所房子經(jīng)太平天國的軍人住過，樓上房門上還有他們寫的什么囗大人囗大人奉命囗囗在此住囗夜字樣和秧歌式的小調(diào)（并無正確的革命觀念），可惜我不曾把它攝個影下來，但是值得記念的吧！天國軍隊走了，頭一個住這所房子的是刻榆園叢書的許益齋先生，他的名是一個增字，別字邁孫。他是一個有名的幕僚，歡喜藏書，校書，還喜刻書，詞也填得不錯。這位先生在杭州聲名不大好，他抽大煙，也喜打牌，他有六七個姨太太，但是他的姨太太可以來去自由，他的人生觀，真做到一個達宇，所以一般人都毀他，只有一位“言行不茍”而且為清末有名“循吏”的陳豪先生（陳效第先生的父親）卻和他做朋友，還要好。清末一位達官兼文學(xué)家的樊增祥，來到杭州，特地去拜訪他，說他是“晉宋間人”。這也算這間房子的歷史。

　　這年九月，莫先生要到北京參加財政會議，他問我高興去北京逛逛？我做他的秘書，自然不能說不高興，而且我也很戀愛北京，就比他先到了北京，和他同住在白廟胡門的大同公寓。可是整一個月沒有見面，我還是逛琉璃廠、跑醫(yī)專，找湯爾和談天，那時他和邵裴子都復(fù)員了。一天，我的那位陳老師，說起國公里許多浙江同鄉(xiāng)（陳老師這時做眾議院議員），想叫蔡鶴卿（蔡元培的別字后來改做子民）回來做浙江省長（這時蔡先生在德國），打了電報去，他回電說，回來是可以的，但不愿做官。我就和湯爾和說，北京大學(xué)的校長胡仁源有點做不下去，何妨把蔡先生請回來替代他。湯爾和說，這是很好的，但是蔡先生不是辦事之才，你可以幫助他？我說，人家恭恭敬敬把我猜得去，完全不拿“僚屬”看待我，我現(xiàn)在怎樣可以就說辭職？但是我有辦法，我們只須把北大內(nèi)部布置好了，就不使蔡先生為難，以后更無問題了。我想找陳仲甫（就是陳獨秀）來做文學(xué)院長，是很適當(dāng)?shù)模韺W(xué)院長讓夏元 擔(dān)任，聲望夠的（他是夏曾佑先生的兒子，德國留學(xué)生，本是北大的教授，研究相對論），法學(xué)院長仍舊不動吧，另外請沈尹默在實際上幫忙。湯爾和連聲說好。第二日，他就去和教育總長范源廉說了，范先生正找不到北大校長，開心得了不得，一面打電報請蔡先生回來，一面便向總統(tǒng)黎元洪說明，自然絕無問題的發(fā)表了。

　　我在北京住了一個月，覺得老是閑逛，興趣索然，便留了一封信給莫先生，徑回杭州。剛過陰歷的年，忽然來了兩位遠客，就是廖容兄弟，他們倒地便拜，我們聚了寒暄，談了一番討袁的經(jīng)過，他們便告辭，仍舊往北京讀書去了。我也得了蔡先生電報，叫我回北大擔(dān)任教授，我才向莫先生請假，先到北京看上一看，后來終于辭去浙江財政廳秘書任北大教授了。

　　廖容兄弟曉得我又到北京，仍不斷地來和我談，談的也更深了。廖容以為看中國情形，仍須有從草莽起來的，才可平定，因此想出居庸關(guān)走沙漠，結(jié)納馬賊，樹成勢力。但是關(guān)外沒有滿洲、蒙古有力的人介紹，不很方便。他們就靠著他們的叔父和前清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是要好朋友，這時梁鼎芬是宗社黨的領(lǐng)袖，他們便由梁鼎芬交結(jié)了前清陜甘總督升允。張勛復(fù)辟運動，他們事前曉得。了，來告訴我，請我早早避開。我正要趁暑假回南，果然我離開北京，東華門的事情就發(fā)作了。他們得升允的介紹，到滿洲蒙古各處王公那里，一度和白俄謝米諾夫也有往來，所以他們到處毫無阻攔，有時仍入關(guān)來，必來拜我，商榷方略，廖容文秀不改，廖毅卻完全象蒙古人了。我留他們吃飯，廖毅一下子八碗落肚，還說可以再吃。他們談起和馬賊決斗，有聲有色，連我也把在廣州長堤跑馬的興子引起來了。從十一年以后，他們竟不復(fù)來，后幾年忽然在北京報紙上見到奉天破獲宗社黨，有廖毅的名字，巳被張作霖殺了。廖容究竟怎樣，到今還未曉得，但他們決不是想替滿洲愛新覺羅氏復(fù)興社稷。那是我很曉得的。

　　我在北大仍取教書不問別事的態(tài)度，因為一則我曉得自己沒有辦事的才能，在醫(yī)專的時候，還兼辦文書；但是，極平常的一件公事，我還不能辦得“恰到好處”，時時要湯爾和修改，覺得經(jīng)過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辦，也就不愿再問別事了。二則我從元年起，就決心做學(xué)術(shù)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國的文字，要寫一部《說文解字六書分纂》，——后來改了“體例”，叫做《說文解字六書疏證》，這時興趣正是濃厚，又加我在北大擔(dān)任著老莊哲學(xué)的科目，感覺到莊周的學(xué)說和佛學(xué)太相象了，便要參考一下佛學(xué)，所以也沒有時間去問別事。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聲雷”的“五四運動”在我埋頭寫書的時候爆發(fā)了。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沒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聽到各大學(xué)的學(xué)生會集在天安門，要政府懲辦賣國賊，拒絕日本對膠濟鐵路的要求。還一條長蛇陣式子直向趙家樓找賣國賊，趙家樓是外交總長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當(dāng)時駐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聽到消息都逃避了。他們撲了個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燒趙家樓。因此。被認為現(xiàn)行犯的許多學(xué)生如許德珩、蔡海觀等都被捕了，這樣事態(tài)使擴大了，各大學(xué)都成了怠課狀態(tài)。

　　在學(xué)生和政府相持的狀態(tài)底下，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寫了一張小小便條，說什么“民亦勞止，訖可小休”，“殺君馬者道旁兒”，一徑離開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個學(xué)生和政府中間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難辦了。北大文學(xué)院院長陳獨秀先生一天把“傳單”塞滿了他的西眼上兩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樓上，把傳單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陳先生也被捉將官里去。

　　這時，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學(xué)（那時，國立的除北大稱大學(xué)以外，如法政、醫(yī)學(xué)、工業(yè)、農(nóng)業(yè)，都是專門學(xué)校，還有男女兩個高師，一個明年便改做專門學(xué)校的美術(shù)，當(dāng)時稱做八校，此外如朝陽大學(xué)中國大學(xué)匯文大學(xué)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長無形的成了一個集團，各校教職員也各自組織起來了，學(xué)生自更不必說。

　　到了五月快要過完，沒有解決的希望，學(xué)生就想罷課。教職員方面怕一罷課學(xué)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時候了，因此勸告學(xué)生，學(xué)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頭一次開會沒有通過。但是，他們想了分組游行演講的辦法，終究在五月底宣告罷課，教育園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氣象。（待續(xù)）

（責(zé)任編輯：夏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