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博羅:藝術是歷史的鄉(xiāng)愁(三)
也許,中國文人自屈原起,就逃不脫遭迫害被流放的命運。他們總是才華橫溢但又傲慢自大,他們總是忠君報國卻又被貶疏遠……流放的道路是遙迢無期的,就像對故土故國故鄉(xiāng)故人的思念和牽掛,炊煙一般裊裊纏繞于史籍詞章。直到他們完全絕望,日漸單薄的身子骨被熬煎折磨成一管瘦硬的狼毫:直到早年奮揚的斗志和噴薄朝氣被仕途的險灘荊棘消磨成一根燭淚流盡的燈盞……拔劍四顧是免不了的,跳江自沉或病臥荒郊也是重疊交錯的影像。從屈原,司馬遷到陸游、辛棄疾,甚至在文星璀璨的盛唐,李白和杜甫也脫不了驚夢厄運。而柳宗元和劉禹錫即便牽衣拱手,流了若干眼淚,也不得不吟完“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灌纓”而各奔東西,在南國最寂寞的角落里,辦學挖井,修廟種樹,然后早早客死異鄉(xiāng)。
這似乎成了中國文化最冷艷最壯烈的典型景觀。到了清朝的曹雪芹,除了憑藉一支禿筆在紙上做“賈寶玉神游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之外,還能成何“大業(yè)”呢?相傳北京西山有位名叫“何太虛”的老先生,是個《紅樓夢》迷,迷得他丟棄原名,自稱“太虛”。他愛說笑話,常說曹雪芹最喜歡孩子,常給孩子們做各種各樣玩具。曹公唯一的愛子由于出天花死于陰歷八月十五中秋節(jié),他本人痛悼異常,又加上飲酒過度死于乾隆27年乙未的除夕之夜,年僅48歲。死后停尸數(shù)天,最后用最簡陋的四人抬的獨龍杠抬出,沒有鼓樂,寒酸而葬,鄉(xiāng)人多為之灑淚,云云。那個“太虛”先生甚至能指點出哪個墓是曹雪芹的,可惜他也于1966年以前故去了。
據舒成勛老先生的《曹雪芹在西山》一書介紹,曹雪芹的祖上是所謂“從龍入關”的滿族正白旗的包衣,曹雪芹的高祖曹振,祖父曹寅,以及叔祖曹宣等,都是滿族正白旗的參領兼佐領,而且曹家還多次得到寵幸接駕,享受龍恩,曹寅之母還是康熙的皇褓母。“這樣的人家被抄后也只有歸旗才是唯一的出路。”
按照現(xiàn)時的計年方法,曹雪芹在乾隆3年遷居香山時,他已是一個23周歲的青年了。況且他還是入過學的貢生,每月可以從其佐領處領到一筆錢糧,還有親戚朋友的資助,安分守己的可以蟄居到香山正白旗的旗營里,吟謳花鳥,繪畫山川,做一位野鶴閑云式的逍遙之士豈不更好。然而這位執(zhí)拗的“居士”偏偏要“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偏偏“窮死不當差,餓死不進畫苑”。寫到這兒,我的眼前似乎能清晰地浮現(xiàn)出當年那個身穿沒領的藍布大褂,腳蹬福字履,腰圍白布包袱,包袱里裹著文具紙張的耿介書生,日日游于松林竹叢中,時時歇憩在泉水巨石畔,偶有所思,則席地而坐運筆如飛,晚上回家再偷偷整理,癡癡寫他那部驚世奇書。
其實這里的旗兵,官吏一直看不慣這種不官不兵,不當差不做民的“勾當”,所以經常向曹雪芹挑釁,白眼相加??傊?,沒有一人肯賞識他。而且自清初順治始到乾隆一朝終,文字之禍更迭難數(shù),一字關礙即興大獄,可以說慘戮嚴刑,亙古未有。吳兆騫、汪景祺、查嗣庭、呂留良、陸生楠、謝濟世都是冤獄中的重犯。而且曹雪芹一家是吃過官司的,對于這種殘酷的政治傾軋他焉能不灰氣不膽寒。也許正是因了這種“非其是而強為其是,非其黑而強為其黑”的皇權霸道,才使年輕的雪芹甘心做一個清貧低下的“處士”,或者自耕自食的隱士,才促使他傾其一生精力,寫出那部大膽冒犯的《石頭記》來吧。(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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