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讀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聲如訴》、《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亞的小馬》、《副領事》、《廣場》、《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譯文版王東亮先生譯為《勞兒之劫》）《卡車》，以及稍后的《痛苦》。譯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節(jié)選。 

　　我隱約還能記得閱讀《情人》時的沉醉，《琴聲如訴》帶來的悵惘，《痛苦》的復雜誠摯，《昂代斯馬先生的午后》所引發(fā)的午后小憩似的迷思。我也記得那個閱讀的愉悅年代和各種小圈子的諧謔氛圍及伴隨周遭的相關無名事物。 

　　那仿佛是一個閱讀的黃金時代，對書本的迷戀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禁錮壓抑之后，表現(xiàn)為近乎圣跡的社會性癡迷，那似乎也間接奠定了日后閱讀的衰敗。從這個角度看，也許彼時的閱讀自始至終只是一種代償行為，只是一種對缺失的反應，而沒有被確認為真正的缺失和超越現(xiàn)實原則的審美活動——也許這是一個妄念，一種本質上不存在的對經(jīng)典的膜拜運動。誰知道呢？在古代——哦，我們又開始寄希望于古代——在那些先賢的著作中，他們似乎并不寄希望于未來的閱讀，今天之我們，并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他們的寫作真的包含著對讀者的篩選嗎？他們一定預感到了某一天被多數(shù)人忽略和被少數(shù)人過渡闡釋的命運。 

　　我至今有些納悶，我從未將杜拉斯的寫作與女性主義立場攪在一塊，也從未因她的印度支那經(jīng)歷把她放到東方的、殖民地背景前端詳一番。我并非無視這些殊異的觀察角度和研究方法，況且這些研究本身，有時候也帶有杜拉斯式的執(zhí)著、堅毅、纏繞和悖謬。我似乎是以一個落伍的、老派讀者的立場欣賞她的通常是第一人稱的小說——回憶錄式的傷逝與沉溺，半自傳式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澄清，以虛構名義出現(xiàn)的鏡中形象，循環(huán)往復的隨想，于搖擺中辨認個人歷史的絕望企圖…… 

　　她所開拓的新小說的邊疆，恰好與我心目中的經(jīng)典作家的領土接壤，她筆下的女性肖像，時常會令我想到歐菲利亞、瑪斯洛娃、包法利夫人——跳出大師們賦予她們生命的時代，向著未來發(fā)出無窮的詢問。 

　　王道乾先生辭世后，受王夫人之托，我曾將他翻譯的杜拉斯的一篇短篇小說，請李陀轉交京城的某前衛(wèi)雜志，后被告知因其中的若干色情描寫而沒有采用——哦，色情。多么困難的話題。好像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那并非杜拉斯的最好作品。多年后他們在王夫人的敦促下將譯稿退還，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即便以王道乾先生所譯杜拉斯的影響，或者基于杜拉斯研究的完整性來考慮，這事情聽起來也有點令人詫異。我猜想是不是我卑微的中間人角色耽誤了這篇關于走廊上的女人的譯文面世？ 

　　很多朋友說，《情人》的英譯被認為是最好的，而讀過王道乾先生的中譯后，感覺尤勝一籌。人們這樣贊美王道乾先生：如果杜拉斯會寫中文，《情人》也就是這樣了。我的更加極端外行的看法是——暫且拋開原著的文學成就和對譯文的仁智之見——如果杜拉斯能夠運用中文寫作，未見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寫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譯的更好。 

　　一個特殊的內(nèi)心狂亂的時代，成就了一位特殊的異常沉靜的譯者，并成就了一個特殊的意味深長的譯本。僅就這本小說的中譯而言，幾乎是不可復制的。理論上說，可能還會有更好的譯本，但是像我這樣的普通譯文讀者，已經(jīng)不再期待了。我感覺，這就足夠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中譯，不僅是一個文體的奇觀，它復雜而微妙的印證、喚起、詮釋了它問世的那個年代的文化的脈動，在某種意義上（據(jù)我觀察）它甚至諭示、界定了此后那些譯文讀者的感情方式的變遷。 

　　就無數(shù)翻譯家的譯文對中國作家或其他人運用中文的影響來看，如果你沒有讀過王道乾先生翻譯的《情人》及其他優(yōu)秀翻譯家的杰出譯文，怎么能說自己已經(jīng)領略了最美好的、與我們當下的經(jīng)驗息息相關的中文？它推動、豐富著白話文的發(fā)展，為其注入活力、現(xiàn)代的感性，在日常語言中尋求內(nèi)涵、深度、節(jié)奏和語調，在復雜多義中揭示美感。或者如哈羅德·布魯姆在為《西方正典》的讀者推薦書目時所說的，從譯本中獲得“特別的愉悅和見識?！薄业囊馑际牵覀冃枰粜亩爬怪凶g為我們營造的，在語言和時代的狂風中，那不易察覺的內(nèi)心的搖晃之橋。 

　　時光流轉，新小說之一翼，已然成為中國另類人群的感情圣經(jīng)，“痛苦”微微地變成某種歡樂，就像在某些比較極端的行為中，受虐狂被標上了各種欣悅的尺碼。約而言之，此地隱秘的迷狂族群可借助任何東西來攪動自己的情感漩渦。這就是在我們四周大量隱蔽存在的現(xiàn)實，也許，它們和其他讀者一起準備好了歡迎杜拉斯的再次蒞臨。 

　　最后，也是第一次，我很愿意談談這套書的裝幀。我祈望我的書就是被印成這樣的：雅致的外觀、淡定的紙張、沉著的重量、親切的印刷、可人的手感，甚至包括書頁的空白。（這個看法套用自《西方正典》的作者。）我想買上一堆來送給朋友們，它喚起你閱讀和收藏的渴望，使人親切地意識到與更廣泛的世界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甚至在這個影像時代的某個縫隙里，令我們樂于看見自己有一個掩卷沉思的形象。 

　　原載《文匯報》 

　　作者簡介： 

　　孫甘露，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出生于中國上海，民進會員。祖籍山東榮城，父親是軍人，母親是教師。1977年進入當?shù)剜]政局工作，1986年發(fā)表成名作《訪問夢境》，隨后的《我是少年酒壇子》和《信使之函》則使他成為一個典型的“先鋒派”。有人認為，孫甘露使寫作變成一次“反小說”的修辭游戲，他的故事既沒有起源，也沒有發(fā)展，當然也沒有結果，敘事不過是一次語詞放任自流的自律反應過程而已。在孫甘露的敘事中，那些隨意而破碎的幻想經(jīng)驗依照寫作主體的情感深化和形而上的存在體驗轉變成語式的構造，對時間的永恒性與存在的瞬間性的哲學思考，以文學語式的方式被書寫。因而令文學愛好者望而卻步。1988年孫甘露發(fā)表中篇小說《請女人猜謎》，該作品也被視為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呼吸》（花城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中短篇小說集《訪問夢境》（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隨筆集《在天花板上跳舞》(文匯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等。作品有英、法、日等多種譯文，被收入海內(nèi)外多種文學選集。 2003年發(fā)表《憶秦娥》（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

（責任編輯：張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