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宏斌:我所經歷的改革
1978年開始的改革,對于我的第一個影響就是外婆和外公的一筆經濟賬。30多年了,我還是記得外婆勸我母親再生個孩子,因為國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了,土地包產到戶了,如果再生個孩子,那么就可以再分到一個人的土地。外公則表示再生個孩子并不劃算,首先,母親會因為計劃生育政策丟掉民辦教師的工作,其次,再生個孩子,并不能夠多拿到一個人的土地,因為獨生子女可以分到一個半人的土地。
第二次深刻感受到改革,是從1985年到1987年間的兩次大裁軍。如果沒有改革,我的父親應當會在解放軍序列里一直工作下去;改革中,父親所在的部隊撤編,從軍長到士兵都集體專業(yè),父親脫下軍裝到地方工作,為了解決100萬專業(yè)軍人的后顧之憂,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優(yōu)待政策,我的母親獲得了一份集體企業(yè)的工作,從農民身份轉為集體企業(yè)職工,我的戶口也農轉非成為了城鎮(zhèn)戶口。
在我的中學階段,90年代前期,父母所在的企業(yè)跟上時代浪潮,搞股份制改革。記得當時是要求每個工人用1000塊錢買1000塊錢的公司原始股,那個時候,懂股票的人很少很少,不少工人拒絕購買,一時間有些僵持不下。這個問題的解決,最后靠的是市場經濟的力量:不少成都甚至外省的人來到攀枝花,從工人手里買了購票指標,把股票買走了去,為這事,后來引發(fā)了不少家庭紛爭。
第三次感受到改革的力量,是我們上大學,我們上大學,是1998年,進校后大家就得知了一個消息:大學畢業(yè)生停止分配了。從當時同學們的反應看,對這事并不是很放在心上。從后來看,才明白這個政策是一個可以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政策。比方說,我們初中的老師,有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畢業(yè)的。停止分配政策后,這些學校畢業(yè)的學生,是基本不會有去轉山溝溝的了,像我的大學老師,據她講,當年分配的時候也是全國到處都有人去的。而我們這一屆同學,來自稍微偏遠點地區(qū)的同學,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北上廣深之類的一二線城市。
最近一次深深感受到改革帶來的變化,就是父母退休了。戶籍制度改革之前,人口流動是很難的。我記得父親廠子里的老廠長,退休后還是住在廠里的生活區(qū)里,因為退休工資的發(fā)放、醫(yī)療服務的服務點都還是在戶籍地區(qū),一個人即便退休,他都沒有隨意搬遷、選擇生活地的自由。我們剛畢業(yè)的時候,戶口管理都還很嚴格,現在就方便多了。就以成都來說,只要有房子,就可以落戶。最新的政策好像是只要有大學畢業(yè)證,就可以落戶,對人口流動來說,實在是比過去那種出差住個旅店都要有介紹信方便的太多太多。
現在,改革的步子越來越快,科技水平一日千里,整個人的生活環(huán)境和過去比恍若隔世。不夸張的說,如果現在能穿越回到1978年,告訴當時的中國人,2018年的中國,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第二,人民整體生活已經步入小康,人人吃的飽穿的暖,住高樓、開小車、坐飛機……多半會被當成瘋子。這40年的改變,可以說已經是出乎了人的想象。
當然,隨著改革,現在的社會,也出現了很多舊體制下不存在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過大、比如黃賭毒又開始成為社會毒瘤,但我堅信,只要是能夠繼續(xù)保持改革精神,國家從上到下能以積極的心態(tài)去面對、解決問題,接下來的40年,民生必將越來越好,我們的下一輩,會如我們一般,過上小時候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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