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飛速發(fā)展，為經濟騰飛帶來巨大勢能的同時，也將原本填充進城市的血液進行了清洗，大量農民工在不斷涌向城市之余，其賴以生存的土地卻在城市化進程的大軍中被掃蕩。受制征地制度改革本身存在的矛盾，農村土地日益出現(xiàn)“被房地產化”、“低價征收高價拍賣”等現(xiàn)象，原本早已成熟的土地征地制度因此一再滯后。

　　“城市化進程實際上就是國有化進程，城市化就意味著土地國有化，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低價征收、高價拍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每年較高數額的土地出讓金。實際上，這是對農民財產權的剝奪，排斥了他們平等分享工業(yè)化、城市化帶來的成果，這是不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比珖舜蟠?、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在接受新華網記者專訪時如此表示。

　　十六大以后，黨中央反復強調征地制度改革，要完善補償機制、提高補償標準，安置好被征地農民等。從目前現(xiàn)狀來看，征地制度改革時機是否成熟？蔡繼明認為，不是現(xiàn)在成熟，早就成熟了，實際上不僅包括征地制度，整個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經濟的發(fā)展以及改革開放的進程（相較）已經嚴重滯后。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曾提出，逐步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必須通過統(tǒng)一有形的土地市場、以公開規(guī)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在符合規(guī)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guī)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逐步’二字不再提及，表明改革土地制度已經迫在眉睫?！辈汤^明代表稱，長時間征地制度沒有（解決），積累（的）問題，（致使）矛盾越來越尖銳。（因此，）工業(yè)化、新型城鎮(zhèn)化強調“以人為本”，特別需要農民能夠平等參與現(xiàn)代化進程。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曾做了一份《征地制度改革問題研究》的報告，提到征地過程折射出來的是法律制度的缺陷。蔡繼明代表用了“二律背反”（互相否定，執(zhí)行一個，否定另一個）定律為記者做了解釋并表示，（我國）可以對公共利益做出一般的界定，如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就是公共利益，或者按照經濟學中有關定義，比如不具有排他性、不具有競爭性。

　　新華房產：就目前現(xiàn)狀來看，征地制度改革時機是否成熟？

　　蔡繼明：不是現(xiàn)在成熟，早就成熟了，實際上不僅包括征地制度，整個土地制度的改革，我覺得和經濟的發(fā)展以及改革開放的進程（相比）已經嚴重滯后了。

　　新華房產：一般征地制度改革成熟的條件是什么？

　　蔡繼明：不需要很高的條件，從我們《憲法》規(guī)定之日起，那個時候條件已經具備。

　　新華房產：也就是說現(xiàn)在我國這個條件已經算成熟的了？

　　蔡繼明：是的，尤其是長時間征地制度沒有（解決），積累（的）問題，（致使）矛盾越來越尖銳，（因此，）工業(yè)化、新型城鎮(zhèn)化強調“以人為本”，特別需要農民能夠平等參與現(xiàn)代化進程。

　　新華房產：您剛說的主要問題和矛盾在哪里？

　　蔡繼明：主要現(xiàn)在征地對農民權益的傷害比較嚴重，會激化城鄉(xiāng)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會導致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過多的依賴，同時導致土地資源的浪費。

　　新華房產：改革政府經營土地制度是否會使一些大城市的農民暴富，造成新的分配不公，您覺得這點是不是給耕地保護增加了難度？

　　蔡繼明：跟保護耕地沒有矛盾，因為耕地制度實際上（是）國家為了公眾利益的需要，同時也是按照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規(guī)劃才能納入征地的范圍，對于你說到的暴富，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的手段，比如財產收入征收財產稅，征地一下子帶來的收入，將來繼承可以承受遺產稅。

　　新華房產：在一份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征地制度改革問題研究》的報告中，提到征地過程折射出來的是法律制度的缺陷，您覺得問題在哪里？

　　蔡繼明：法律制度確實存在缺陷，多年前我提出過，我們的《憲法》中存在一種叫“二律背反”（的現(xiàn)象），就是互相否定，執(zhí)行一個，否定另一個。具體說，《憲法》第十條規(guī)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的土地除有法律規(guī)定、國家規(guī)定外，屬于集體所有，或者說農村絕大土地是屬于集體所有的。

　　這樣規(guī)定的結果，實際上就是在我們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部土地都是公有制。按照這條規(guī)定，只要城市空間要擴展就要占用農村的土地，必須得變成國有，這是第一個規(guī)定。接著在第十條的第二款規(guī)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農村的土地并給予補償。

　　這里提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時也就出現(xiàn)了一個矛盾，如果一個城市建設占用農村土地的確不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搞房地產開發(fā)，搞商品房建設，甚至招商引資搞工廠。嚴格的說，這些不屬于公共利益，征還是不征都是問題。

　　《土地管理法》中怎么界定征地制度，也是援引《憲法》，把城市規(guī)劃等同于公共利益，一個城市規(guī)劃范圍絕大部分不是公共利益，除非修建公共設施等，絕大部分住宅、購物、餐飲都不是公共利益。所有《土地管理法》存在的矛盾直接是由《憲法》延伸下來的。

　　我認為，從《憲法》規(guī)定之日起就具備征地制度的成熟條件，可以對公共利益做出一般的界定，如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就是公共利益，或者按照經濟學中有關定義，比如不具有排他性、不具有競爭性。

　　1982年的憲法首次宣布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當時也不會有太大的矛盾，那時征地很少。當時，改革開放才四個年頭，第一私營經濟還不允許，不涉及使用土地的問題。另外當時城鎮(zhèn)化的進程也才剛剛開始，或者說還很不明顯，也不存在城市擴大的問題。

　　宣布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對經濟、當時的改革開放并沒產生多少阻礙作用。但從1982年開始，32年過去了，我們的改革開放發(fā)展的很快，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城市飛速發(fā)展，不斷在占用農村的土地。城市化進城實際上就是國有化進程，城市化就意味著土地國有化，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低價征收、高價拍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每年較高數額的土地出讓金，實際上，這是對農民財產權的剝奪，排斥了他們平等分享工業(yè)化、城市化帶來的成果，這是不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的。

　　新華房產：您認為土地流轉與保耕地紅線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蔡繼明：如果保證耕地紅線，要改變相應政策，不能主張，“既要馬兒跑得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政策。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償，讓種糧大省的平均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