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開放后繼續(xù)推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 1950年在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的時候，北京、上海等地都舉行了十分隆重的紀念活動，有關部門還編輯出版了《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論文集》。這個時期，宣傳和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文章常常見諸報刊。這說明：當時已經(jīng)為傳播和踐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氛圍。

　　但是，由于在1951年批判《武訓傳》的過程中，對陶行知也進行了極不公正的批判,還給生活教育理論貼上了“資產(chǎn)階級實用主義”的標簽。當時, 董純才還在東北工作。在他的心里，對這樣的批判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

　　1956年年初，黨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會議，其后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這樣的形勢下，鄧初民等黨外著名人士提議要客觀公正地對待陶行知。董純才時任教育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他完全贊成鄧初民等人的提議，并支持鄧初民在《人民教育》上發(fā)表了要求為陶行知平反的文章。但由于其后開始了反右斗爭，鄧初民等人的提議也就被擱置起來了。

　　改革開放以后，董純才率先對陶行知做出了公正的評價。那是在1978年年底，董純才剛剛擔任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就有日本中國研究所所長齋田秋男率領一個代表團來中國訪問。齋田秋男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就著手收集資料，進行陶行知研究，是日本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著名學者。他知道董純才和陶行知的交誼很深，于是一來北京就提出一定要向董純才請教一些有關陶行知的問題。董純才欣然表示同意。在接待這位日本學者的時候，董純才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卓越的見解，實事求是地介紹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介紹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解放區(qū)的影響。指出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向陶行知學習。董純才的話使齋田秋男產(chǎn)生了共鳴。于是他回國后根據(jù)董純才提供的材料寫成了《陶行知和解放區(qū)教育》一文，這實際上是在中國發(fā)出了重新研究陶行知最初的聲音。

　　1979年3月，陶行知的一位摯友陳鶴琴給教育部負責人寫信，要求重新評價陶行知和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同年7月20日，董純才擔任中國教育學會會長后不久，主持召開了紀念陶行知創(chuàng)辦的育才學校四十周年座談會。同年，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的《教育研究》第三期發(fā)表了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毛禮銳撰寫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進步作用》，建議對陶行知“給以歷史的、科學的評價，批判地繼承他這份珍貴的教育遺產(chǎn)”。后來有人發(fā)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于是《教育研究》就開辟專欄發(fā)表研究陶行知的文章，此后，全國許多報刊相繼跟進，這樣就在全國范圍內(nèi)引發(fā)了研究陶行知的熱潮。

　　當此之際，董純才仿照陶行知在五十多年前寫《試驗鄉(xiāng)村師范學校答客問》的形式，于1980年3月8日下午，約請錢素文前來訪談，也做了一篇《答客問》。

　　在這篇《答客問》中，董純才對陶行知重視實踐、打破師生之間的鴻溝，以及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在曉莊學校保護了共產(chǎn)黨的組織和共產(chǎn)黨員的思想、品格和行動給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也指出陶行知忽視理論，在學校里取消了系統(tǒng)的科學知識是不可取的。另外，他這時說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究竟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還拿不準。應該說，這是當時董純才的真實思想。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有些看法是受建國以來經(jīng)過歷次政治運動產(chǎn)生的迷茫。也正是因為這樣，他作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所長，決定要親自領導對陶行知的研究。

　　1980年，在董純才的主持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成立了由郭笙研究員為組長的研究小組，并將劉碩、顧延藩、夏德清、金元遜等科研人員借調(diào)過來專門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經(jīng)驗。這個研究小組的成員根據(jù)董純才的指示，先后到安徽、江蘇、南京、上海、重慶等省市廣泛征集有關陶行知的文章著作，走訪陶行知當年的同事、學生和知情人，考察當年陶行知活動的地方，在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出 “建國以來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評論”的材料，撰寫了《陶行知年譜稿》，對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實質也有了更全面的認識。于是董純才與研究小組的同志一起，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jù)，向有關領導匯報了研究陶行知的情況，并建議應該糾正把陶行知當作實用主義教育家和改良主義教育家的看法，黨和政府應該對陶行知做出正確的評價。

　　1981年，在董純才和劉季平（文化部負責人）、張勁夫（財政部部長）、方明（中國教育工會主席）等許多與陶行知共過事的老同志的呼吁下，由全國政協(xié)出面，舉行了“紀念陶行知誕辰九十周年大會”。這次大會上由全國政協(xié)主席鄧穎超主持，董純才不但出席了大會，而且根據(jù)他的指示，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郭笙等同志為大會起草了主題報告的初稿，即胡愈之在大會上的講話稿。講話稿中稱陶行知為“同志”，指出“在紀念陶行知同志的今日，重新研究和學習陶行知偉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教育事業(yè)中所作的偉大貢獻是十分必要的。”

　　這次大會對于糾正建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否定陶行知，否定生活教育思想，還陶行知以“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本來面目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董純才為籌備召開這次大會所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根據(jù)董純才的指示編輯的《陶行知教育文選》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它為進一步開展陶行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