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后二十年

　　盡管“三斧子“的收尾略顯倉促，但我不得不盡早結(jié)束。因為張志公先生一生太精彩，不能讓讀者們陷進前面這些相對沉重、枯燥的學術(shù)問題中，而影響了閱讀的節(jié)奏。而且有關(guān)他的學術(shù)活動與觀點大家盡可去參考多卷本的《張志公文集》，不用擔心我這外行人傳歪了嘴。

　　文革十年及其之前的幾年，張志公的學術(shù)活動和研究工作因為惡劣的政治形勢，大多無法正常開展了。這十幾年的日日夜夜，對張志公這樣一個正處于巔峰年齡的學者來說，浪費得叫人心疼。由此我們也就更好理解，為什么他的最后二十年總是處于一種“拼命三郎”的狀態(tài)。

　　1977年，張志公即將邁過花甲。二十多年前初入人教社的翩翩才子，今已是兩鬢霜染、老態(tài)初顯。這時候的他，無論是年齡、成就還是聲望，已經(jīng)是名副其實的“老專家”了。這一年，他上了北京香山，作為語法專家主持全國統(tǒng)編語文教科書（文革后首次統(tǒng)編人教版教材）的工作。在起草教學大綱的時候，他對中學語法教學的內(nèi)容、方法和目的概括為六個字“精要、好懂、有用”，高度凝練，言簡意豐。他的人教社同事劉國正先生說，這是張志公頗為自得的“神來之筆”，是對文革前17年語法教學最簡要而中肯的總結(jié)，也是張志公自己語法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后來張志公生病住進醫(yī)院，當他審定即將付印的大綱校樣時，發(fā)現(xiàn)那六個字居然給刪了，原因是教育部主管教材的副部長浦通修說“沒有依據(jù)”。他鄭重地表示：“作為學術(shù)問題，我保留意見，并在學術(shù)場合還要繼續(xù)談、繼續(xù)寫”。副部長知道他是認真的堅持，就又改回了原樣。于是這個事情就廣泛傳開了，有贊嘆副部長作風民主的，也有說張志公敢于在“文革”余寒之下維護學術(shù)尊嚴的。一來二去，張志公的那“六字箴言”就被學術(shù)界盡人皆知了，盡管作為政府文件頒布的《教學大綱》始終沒有署上他的大名。

　　最后的二十年，張志公依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先后擔任分管外語（英語、日語、俄語）教材編寫的副總編輯、課程教材研究所學術(shù)委員等職務(wù)，為文革之后的基礎(chǔ)教育教材建設(shè)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作為當時國內(nèi)有數(shù)的幾位語法界權(quán)威之一和語文教育專家，他還將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大量的學術(shù)活動和社會活動中。因為，作為一代學術(shù)領(lǐng)袖，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影響著整個學界尤其是年輕學者們的信心和方向。

　　1979年春夏之際，張志公完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南方巡回講演。本來最初是應(yīng)安徽大學的邀請去講學、座談。但消息傳出，引起來聯(lián)動反應(yīng)，常州、常熟、蘇州、上海、杭州、金華、無錫、揚州直至南京紛紛來人邀請，三個月就這樣一路且行且講，內(nèi)容大都是圍繞語文教育、漢語言研究等范疇。后來有人總結(jié)這次巡回講演，意義并不止于學術(shù)思想的傳播更在于學術(shù)信心的重樹。此時“文革”余寒未消，中間雖經(jīng)撥亂反正，知識分子不免“心有余悸”。一些民主黨派雖說名義上恢復(fù)活動，但事實上難以組織起來，連一個座談會很多人都不敢參加。而張志公作為北京來的民主黨派著名學者（系民進成員），能夠這樣到處演講，并且講話放得開，不拘束，這些南方的學者們漸漸相信撥亂反正中說的那些話了，也就逐漸放下了思想包袱。在這個特殊時期，張志公以他個人的感召力促進了學術(shù)的回歸。

　　晚年張志公“拼老命”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就是風塵仆仆的講學歷程。只要身體狀況允許，他似乎總在全國各地進行教學調(diào)研，指導(dǎo)教學試驗，在大學開設(shè)選修課程，赴美國、日本、香港等地講學和考察，主持并參與國內(nèi)各種學會的學術(shù)活動。他善于演講，也喜歡通過這種自由的交流形式，向研究同行和教學一線傳遞有價值的思想火花并獲得回應(yīng)。從50年代初期主編《語文學習》開始，他從來不是一個枯坐書齋和沉醉理論研究的學者，而是強烈關(guān)注研究與實踐的密切結(jié)合。80年代的中國正迸發(fā)著如潮的求知熱情，張志公的演講受到各界人士的歡迎，學術(shù)界人士希望從他那里了解教育一線的動態(tài)，廣大教師則迫切希望他給以理論上的點撥和啟迪。為了盡量滿足這些需求，張志公時時展現(xiàn)一副“拼命”的架勢。某年8月，他結(jié)束了四川成都的講學（之前已經(jīng)連續(xù)多地講學），緊接著要赴重慶，那里已經(jīng)有一千多教師集中起來等候他了。但直到臨行前也沒有買上火車票，有人建議電報通知重慶改期，張志公斷然說：“不能讓一千多人為我改日期，馬上去車站，就是買站票也要站到重慶”。大家只好陪著老人晃了整整一夜，好容易到了重慶。他不用早餐直接到會場開講，從9點至中午1點半，中間休息15分鐘，喝了一杯牛奶。中途無一人退場。

　　著名語言學家王寧概括張志公的一生，集中在兩個字：溝通。她認為張志公溝通了語言學的各個門類，溝通了漢語界和外語界，溝通了高等教育的語言文字教學和基礎(chǔ)教育的語言教學，溝通了各個學派，還溝通了老中青三代人。在最后的二十年，張志公確實將這種“溝通”做到了極致。因為不到40歲就躋身于知名學者的行列，他在老、中、青幾代學者中都具有很強的號召力。80年代，葉圣陶、王力、呂叔湘、朱德熙、周祖謨、陸宗達等語言學前輩多垂垂老矣，新興一代學人卻有待成長，多年動亂造成了學術(shù)傳承的青黃不接，他們也都需要張志公這樣一個“橋梁”來過渡。

　　80年代之后，張志公參與組織和任職的學會、社會團體眾多，由他親自組建并主持工作的就有北京語言學會、中國修辭學會、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等大型團體。這些組織所涉及人員、學科、地域構(gòu)成都千差萬別，頭緒繁雜，張志公卻總能憑借超強的協(xié)調(diào)、組織能力和極大的耐心，穩(wěn)妥推進它們的運轉(zhuǎn)，化種種不利于無形和萌芽之中。有人回憶，在北京語言學會成立前夜，一位學者突然提出不愿擔任原定的職務(wù)。大會籌備人員被迫對已經(jīng)裝訂好的文件進行修改，準備用墨涂掉這位先生的名字。張志公斟酌再三，決定連夜重新打印、重裝。他認為，涂改是會留下痕跡的，從反面看還能看出人名，這會讓人覺得他張志公與此人有什么過節(jié)，不能一開始就讓人覺得學會存在著不團結(jié)的音符。他處事冷靜周全，盡可能地兼顧到方方面面的平衡。因為北京重要的教學和科研單位眾多，語言學者也格外集中，他常常開玩笑說：“北京山頭多，我是個沒有山頭的人，各個山頭和我之間，相互并無約束，也沒有顧忌。但正因如此，我更要注意各個山頭的關(guān)系，不能冷落或者偏向哪一個。”在他的誠意感召下，名家云集的北京語言學會多年氣氛和諧，學術(shù)活動異常活躍。

　　作為語言學家，也作為語文基礎(chǔ)教育專家，身兼兩任的張志公晚年還一直在營建一座溝通這兩種身份的“橋梁”。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漢語辭章學論集》，這是張志公自60年代以來逐步構(gòu)思、完善起來的學術(shù)結(jié)晶。長期以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中學生怎樣才能較快、較有成效地培養(yǎng)起理解與運用語言的能力？為什么大家都感到“語法難學，學了沒用”？因為語法學者是把語言的字詞、語句肢解分離，探索其內(nèi)在規(guī)律，卻抽取了文字蘊含的思想。而人們學習語文卻是為了聽、說、讀、寫，為了能閱讀大塊的文章和書籍，表達復(fù)雜的思想和情感。這兩者之間一直是兩張皮，缺乏一個過渡性的東西，即張志公所命名的“辭章”，它是語句和思想得以結(jié)合的單位。為了讓人們充分理解這個想法，在不同的場合他舉了很多生動的比喻，就像力學和航空技術(shù)之間需要流體力學做橋梁，解剖學和繪畫之間需要藝用解剖學做橋梁，甚至小麥做成饅頭還需要面粉這個過渡階段?！皾h語辭章學”就是語言的基礎(chǔ)知識、基礎(chǔ)理論與培養(yǎng)聽說讀寫能力之間的橋梁性學科。這門學科突出強調(diào)可操作性，對于語文教材編寫者、廣大語文教師都大有可用之處，也為多年來舉步維艱的學校語法教育指出了一個比較明朗的前進方向，是晚年張志公頗為欣慰的一項成就。

　　（四） 先生非酒人

　　人教社同事劉國正在張志公生前曾贈詩曰：

　　“豪飲傳天下，先生非酒人。一心為赤子，五卷著雄文。博采兼中外，精研析古今。笑看桃李盛，更釀百年春。”

　　其中“先生非酒人”一句，后來被廣為傳誦。張志公一生好酒擅飲，這是圈內(nèi)外皆知的。每次大會小會用餐，把盞言歡最晚離開餐廳的大多是他和三兩酒友。葉至善曾撰文《大酒缸》追憶他，兩位古稀老翁常常嘬酒聊天忘了時辰，飯店服務(wù)員收拾好別的桌子，都遠遠地“瞄著”他倆。張志公本就善談，如果趁著幾分酒興，則更是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很多學術(shù)上的靈感往往都是在酒桌上閑聊產(chǎn)生的。但他一生勤奮嚴謹，從不因酒而耽誤正事更不沉湎于此。就如劉國正所說，他不是酒人，不過以酒為友，飲酒如談心，借以遣懷。酒，只是給他的生命添了一點瀟灑。

　　先生好酒、好煙、好茶。到了晚年，又添了一件嗜好：糖果。現(xiàn)在的人教社同事回憶起他，依然可以描繪出一幅場景：身材頎長須發(fā)俱白的老先生，兜里隨時揣著一把花花綠綠的糖果，連作報告也不時要摸出一顆放進嘴里，神態(tài)悠哉。實話說，“煙酒糖茶”這四樣大都不利于老人健康。于是親友還有學生都勸他放棄這些不良嗜好。但他卻倚仗滔滔辯才，大談自己東方式的養(yǎng)身之道：這四樣東西單吃不行，但一塊吃卻是可以相生相克的，如果陡然戒掉了，反而會打破體內(nèi)的平衡。勸的人，也大都無奈何地由他去了。想說服他，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因為他實在太能說了。

　　張志公的口才卓絕，可以自如應(yīng)付各種場合的口頭表達，如演講、報告、即席講話、辯論、主持會議或者閑談。幾乎有緣見過他開口的人，都會不惜一切溢美之詞來形容他的口才。與大多數(shù)長于著述而訥于言談的傳統(tǒng)學者不同，張志公十分在乎口頭表達對人的感染力。他常常引用西方叔本華的名言：“沒有一件事情比把一個普通的道理講的讓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也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把一個深刻的道理講得讓很多人都懂更難?！睘榇耍珢酆喢?、實用和通俗的文風和語風。呂叔湘稱他善于把學術(shù)問題寫得通俗易懂，而他更善于打比方來把深奧的道理說明白。比如在全國修辭學會的成立大會上，學者們對于修辭的研究對象、范圍爭論較大，很難達成一致。張志公主張不要急于確定對象和范圍，如同建公園，不要忙著修圍墻，而是對人們認為可能屬于公園的亭、臺、樓、閣、水榭、小橋、流水、花、草、樹、石都展開研究，在具體研究的基礎(chǔ)上，逐步明確起來哪些應(yīng)屬于公園，否則圍墻修早了，容易把一些亭、閣劃在外面，再遷進來，就難了。一個巧妙得體的譬喻，讓大家都擱置了爭議而注重具體研究，事后多種研究成果也都證明他這番話的前瞻性。

　　張志公常說修辭就是“運用語言的藝術(shù)”，而他駕馭語言確實達到了藝術(shù)的境界，聽其講話或者上課，都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和豐收。通過“語言表達”這門綜合藝術(shù)，足以顯示他多方面的修養(yǎng)。某次參加一個重要的學術(shù)會議，張志公匆忙間把擬好的講話稿丟在家里了，卻憑著強聞博記和急智發(fā)揮做了一場高潮迭起的學術(shù)報告。會后，有雜志社去向他索要講稿，不料老先生手里只捏著一張列有幾點備忘的小紙條。他到大學給研究生講課，每次只帶一個小筆記本進課堂，卻從不翻開來看。數(shù)個小時的課侃侃而談一氣呵成，思路清晰，邏輯嚴密。他的“通才”特質(zhì)也在講話中得到充分發(fā)揮。他學兼中西，涉獵廣博，不但精通英、法、俄、日等多種外語，還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多種方言。因此，言談中方言外語、詩文戲曲、中外掌故、街頭巷語，他是信手拈來，恰到好處，聽者如行山陰道上，應(yīng)接不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