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動向

　　既往，參政黨的社會服務工作，多半是設計、執(zhí)行具體的慈善項目，服務的是一個或幾個具體的受助對象或地區(qū)。叵耐全國各民族人民群眾的需求是海量的，具體的服務未嘗不是杯水車薪，或者說，是“若一毫置于太虛”，“似一滴投于巨壑”。

　　面對這個重大的歷史命題，中共中央已經做出戰(zhàn)略部署。譬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將社會組織和慈善事業(yè)發(fā)展”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重要舉措，并要求“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等市場主體”。

　　作為執(zhí)行黨中央決策的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實相關決定。2012年，中央財政首次撥付2億元支持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服務，據(jù)稱是當時擔任常務副總理的李克強批準的。用中央財政的錢支持社會組織發(fā)展，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尚屬于第一次。2013年11月，李克強、張高麗批示“抓緊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改革”。2014年12月，國務院印發(fā)《關于促進慈善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指導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個以中央政府名義出臺的指導、規(guī)范和促進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文件。2015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要省級政府公布“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

　　黨和國家已經明白無誤地告知，參政黨的社會服務工作，應該跟上改革的步伐，必須進行職能轉變和模式轉型，應該從做“零售”改成做“批發(fā)”。參政黨的社會服務工作，也應該“簡政放權”，不是都由自己親自去做項目設計和執(zhí)行，而是要“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等市場主體”，通過孵化社會組織去做。簡政放權，絕不是一放了事，總要把社會組織等市場主體孵化起來以后，才能夠放得下去。

　　簡言之，把孵化社會組織、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作為參政黨社會服務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參政黨社會服務工作必須面對的模式轉變。

　　與此同時，國家開放了社會組織的生存、成長空間。北京青愛教育基金會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于2015年注冊成立的。這種開放的意義極為重大。如其不然，體制外的智力、資金、報國之情、人生之志，無處措放，不得安生。另一方面，體制內的任務、責任、壓力、部署，又難以有效紓解和貫徹，政黨、政府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受到不斷質疑，權威和信譽大打折扣。再者，海外種種勢力乘虛而入，民間自發(fā)的種種結社訴求、利益主張得不到有效引導、篩選、培育，無序蔓延，野蠻生長。

　　由此，參政黨應該認清社會服務工作面臨的重大歷史轉折，主動抓住機遇，乘勢而為，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