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先生研究“六書”意義何在？在相關著書當中透露出作為愛國志士的他對當時學界研究狀況的擔憂，他認為研究意義在于讓世人了解中國文字的真相。《馬敘倫學術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1月）提到他本人對國外漢學研究的看法：葛勞德、赫斯、孟恩、衛(wèi)爾斯和高本漢說明中國的文字簡直十個里有八九個牛頭不對馬嘴，就因為不是中國人，對于中國文字，他們沒有深切的研究，并且主要根據(jù)的材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些著作。馬敘倫先生特別指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有不合科學之處，況且從來研究的人們也沒有一個把“六書”弄得清楚，所以中國文字表面雖已被人們認識，但內(nèi)容仍是神秘的。故馬敘倫先生欲運用“六書”的界說來說明每一書的真相。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1911年開始創(chuàng)作，1928年完成，上海商務印書館初次出版，后來又不斷修改，解放后，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影印出版，共三函十五冊。本文依據(jù)1985年4月出版的上海書店縮印本，凡八冊）冊一卷首“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的說明”明確指出：

乾隆時代崇尚經(jīng)學，搞經(jīng)學的必須先通小學（文字學），就有許多學者研究《說文解字》，寫了許多關于《說文解字》的書，對于中國文字的構造法—六書，都沒有說得完全明白無誤。

現(xiàn)在我們正在研究改革我們的文字，但在改革過程中，還不能一下子完全廢去漢字，而且我們決不能切斷歷史，并且還在整理我們悠久的文化遺產(chǎn)；研究古代文化，必須憑借許多古書還須從文字上發(fā)明或證明我們古代社會的進化情況；可是，也有許多考古家由于不明文字的構造，錯誤的說解文字，那就不能利用文字來研究古代文化或者竟是郢書而燕說。

現(xiàn)在世界各國中有許多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他們往往依據(jù)中國文字的組織來解決問題；可是他們或者依據(jù)我國某些人的郢書燕說，或者他們自己自許的發(fā)明。為了適應國內(nèi)外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的要求，必須使他們對中國文字的意義有正確的認識。

馬敘倫先生將視野放到世界范圍內(nèi)的漢學研究。他意識到“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奠基之作—《說文解字》在中國文字學發(fā)展史上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六書”問題是許慎認識漢字的成果，“六書”理論闡述詳見于《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又可以為“六書”理論提供全面的系統(tǒng)的證明，因此抓住“六書”問題研究《說文解字》應該說是回歸《說文解字》本體的科學做法。所以說“六書”是研究《說文解字》的管鑰，是把握兩漢文字學理論的綱領（黃德寬、常森：《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tǒng)》，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一點都不為過。馬敘倫先生從《說文解字》和“六書說”出發(fā)研究中國文字顯然是對傳統(tǒng)文字學的繼承和發(fā)展，從源頭上來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字的真相。

馬敘倫先生回顧中國文字的研究歷程，認為首先是國內(nèi)的炎黃子孫未能正確地理解中國文字，其次是國外的漢學家們利用了我們國內(nèi)的研究成果，這樣一來，他們以訛傳訛，分辨不清，甚至可以說誤解古人，長此以往也將貽誤今人。他以在當時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為例。高本漢在中國生活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于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非常用心和用力，但是對漢字的一些分析不太合理。馬敘倫先生認為，這不能過分地責怪高本漢之類的國外漢學家，因為他們所依據(jù)的材料本身就不完全正確，而且中國國內(nèi)研究文字尚有不能完全明了的問題，所以國外的漢學研究有些出入也在所難免。

馬敘倫先生研究“六書”的基本出發(fā)點意在確保掌握每一書的規(guī)律，正確地理解中國文字的意義，以滿足當時國內(nèi)和國外的研究中國文字、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以及考古學等的學術需要。據(jù)他在寫《疏證》的“說明”，當時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

其一，國內(nèi)清代樸學之后，雖有不少成績，但是疏于對“六書”的精確研究，不能真正地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字的真相。出于中國落后狀況的反思，晚近學者以比較的研究，認為吾國文字滯于形符或曰意符，與今世各文化進步之聲符文字相背，且于普及教育亦感不便，遂有廢棄漢字之提議；改革漢字的呼聲較為強烈。改革之前應該對漢字進行很好的研究，考察其優(yōu)劣再來定其存廢的問題。在新理論誕生之前，如何運用傳統(tǒng)“六書”理論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字的真相擺在有著強烈的歷史責任心的中國人面前。

其二，馬敘倫先生指出，“研究古代文化，必須憑借許多古書還須從文字上發(fā)明或證明我們古代社會的進化情況”。當時考古文物不斷被挖掘面世，但考古學家們不明文字構造，說解出現(xiàn)錯誤，這樣就無法利用富有文化底蘊的文字來研究古代文化。離開漢字，研究古代文化則意味著割斷歷史，或者只能“郢書燕說”。

其三，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頻繁接觸，國外漢學家們關注中國文字的研究成果，而國內(nèi)未能提供準確的解釋以資借鑒，即“其所據(jù)之材料不足征也”而“不能無出入矣”。

“六書”問題一直是“《說文》學”的重要內(nèi)容，誠如蔣善國先生所說的“甚至是1912年至1949年時期文字學的基本內(nèi)容”（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馬敘倫先生在研究“國學”過程中，他認為應該從根本上解決文字學研究存在的隱患，還中國文字一個真實面目，讓中國文字的研究成果可以為歷史、文化等領域的研究提供有利的幫助。

1912年至1949年期間，當時的文字學界創(chuàng)作了二、三十部文字學著作，“但以‘學’字來衡量，這些著作還不能把文字學科學化、理論化，建成一個有科學體系和理論的社會科學，不能建立一門中國獨有的文字學”（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皾h字學時代的漢字學，繼承文字學時代未完成的科學體系，建立了中國獨有的文字學科學理論體系，正如文字學時代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完成了數(shù)百年來的‘《說文》學’一樣”（同上）。所以馬敘倫先生的“六書”說研究是應當時歷史發(fā)展的需要，意在對前人研究做個總結(jié)，為時賢們提供科學的成果，促使文字學更加科學和合理?！肚宕鷮W術概論》曾云：

社會日復雜，應治之學日多。學者斷不能如清儒之專研古典；而固有之遺產(chǎn)，又不可蔑棄，則將來必有一派學者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續(xù)清儒未竟之緒，而益加以精嚴，使后之學者既節(jié)省精力，而亦不墜其先業(yè)；世界人之治“中華國學”者，亦得有藉焉。

馬敘倫先生的“六書說”研究可以說與當時“整理國故運動”的國學研究大背景密不可分。他使用最新的甲金文材料來糾正《說文解字》之誤，強調(diào)使用科學的材料和正確的方法來開展研究，總結(jié)前人研究成果，“擷其粹，存其真”，目標和“世界人之治中華國學者，亦有得藉焉”基本一致。《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指出，在當時，對于《說文解字》，或尊信許慎，率如唐人之疏經(jīng)，有順而無駁不通者，亦委曲以成其說；或懷疑，甚至是抨擊許慎，則率淺學無識，立說無根，其書不可卒讀，于是馬敘倫先生亦感于漢字難識，而萌生理董吾國文字之志。而理董文字，馬敘倫先生就是先從“六書”研究開始。馬敘倫先生也曾在《說文古籀三補序》稱：“倫末學膚受，然欲嘗借許書以明中國文字有其極規(guī)則之構造方法，而一洗中國文字難認之謗，僭為《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瘪R敘倫先生反對 “漢字落后論”之說，他利用《說文解字》研究“六書”意在消除人們對漢字的誤解，解決時局之需，他那細致研究漢字，還漢字一個真面目，“尋出中國衰落的真正原因”的愛國理想，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