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上海是維新派集中的地方，維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黨人里“碩果僅存”的張元濟先生就在這里，隱然是個龍頭。革命黨呢，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

　　蔣觀云先生是維新派，《選報》不過選取各報里國內(nèi)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論說批評批評政治，形式還是線裝書。

　　我?guī)椭Y先生編輯《選報》，不久，資方的趙祖德先生（他的別字和我相同，都叫彝初。見面，我稱他彝初先生，他叫我彝初兄。后來我改為夷初。）想再辦一個刊物，和我商量，就出了一份《新世界學(xué)報》，編輯寫文的是我的老師（陳黻宸先生）和同學(xué)（湯、杜），不免要帶點革命思想給讀者了，但是真也‘微乎其微”，因為刊物雖辦在上海的外國租界，但卻要公開行銷到內(nèi)地去，自然不能“暢所欲言”了。

　　這時，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見腐敗，英、德、俄、法、日本等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的時候。因為庚子以后，清朝的帝、后和“權(quán)貴”都怕他們，正是“唯命是聽”了。

　　但是，知識分子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日見加強，革命思想，灌輸?shù)街R青年，也象油在水面擴充不止，因為革命黨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內(nèi)地也秘密輸入的了。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dǎo)的革命行動，常常給人們不斷地刺激。庚子年，唐才常弟兄在漢口起事被殺（唐先生弟兄死后，他的家屬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慶里，他的大兒子唐蟒〔圭良）年紀比我小幾歲，我們很要好，一天。他約我和杜士珍同到他家，拜見了他的七十歲的祖父，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一種說不出的悲慘樣子，摸著圭良的頭（那時圭良活象一個寺院里的小沙彌）托我們替他照管照管，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原來，圭良還有九十歲的曾祖母在上頭，唐先生弟兄的死信還瞞著她呢）。）也給大家很大的沖動。在上海的維新派或革命派，除了文字工作以外，遇有外交上的事件發(fā)生，又是一個工作的機會，因為在上海租界上，我們還可以昌言無忌。那時，清朝雖則也有象胡適考據(jù)過的“校事”，卻還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鈞做上海道，叫他來偵探革命黨，結(jié)果，《蘇報》的案子，還碰了一鼻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