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凱想收拾應德閎先生的。原來應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蘇民政長，剛剛碰到應桂馨暗殺宋教仁，這件事是袁世凱叫人干的，應先生把宋教仁被殺的情形通電全國，大家都曉得政府當局是個“嫌疑犯”。袁世凱因此恨死了應先生，就借一件公債案子，查辦他。應先生被平政院傳到北京，住在白廟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門口站了一個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他的通信也受檢查，有時是我替他帶給東交民巷的郵政局發(fā)出，因為使館界里的信是不檢查的，這也是一件故事。應先生雖則幸而無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

　　一忽兒到了中華民國第四個年頭了，袁世凱把他的爪牙布滿了全國，他以為皇帝可以做得了，叫他的美國顧問古德諾，日本顧問有賀長雄替他主張中國是適宜于君主立憲的；再找到中國頭一批的留學生譯《天演論》和《原富》一類的書，還當過京師大學校校長的嚴復，著名的國學大師劉師培，辛亥起義時候湖北都督府的外交司長胡瑛，前清四品京堂楊度，辛亥革命時候吳淞湖都督李燮和，還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安徽都督孫毓筠，這么六人發(fā)起了籌安會，當時稱他們做六君子，這個籌安會，原是替袁世凱籌備皇帝“即位大典”的。

　　籌安會發(fā)表的頭一日，我聽說劉師培來了，我不曉得他是來發(fā)起籌安會的，很歡喜地就去訪他，因為他和我是《國粹學報》的同事?？墒?，見面以后，他就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做文章要記年的時候，總寫什么甲子、乙丑，但是甲子、乙丑六十年一轉，那末，便弄不清楚了。元年二年地下去也不方便。”我便馬上答復他，這有什么問題，用什么什么記年，是漢武帝才起的，漢武帝以前寫文章的沒有發(fā)生問題，歐美各國用耶穌降世記年，到現在一千九百多年，也沒有不方便。他聽我這么一說，使沒有話了。第二日在日報上看到籌安會發(fā)起人，這位國學大師名在第六，因此恍然大悟，怕他要給袁皇帝擬“年號”了。果然不久，“明年著改為洪憲元年”的令就下來了。

　　袁世凱要做皇帝，卻不敢公然“我自為之”，他又學王莽故事，叫各省“紳士”“歌功頌德”，“上書勸進”。他看中了兩個有名的文人學士：一個是湖南王闿運，一個是江蘇纓荃孫，這兩位白發(fā)公公，我和他們都有“一面之緣”。說起王闿運，他在晚清歷史上很有關系；原來清朝的皇帝奕（咸豐）死后，兩個親貴掌握政權，一個叫端華，一個叫肅順，肅順比較端華有才具，王闿運是他府里的教書先生。太平天國革命勢力一日強盛一日了，清朝有點“愁眉莫展”，王闿運向肅順建議，叫他重用漢人，便推薦了曾國藩。（曾國藩雖則是他保舉的，但曾國藩還看他不起：曾國藩做兩江總督的時候，他去訪問他，兩個人坐在炕上〔前清官場儀節(jié)，平等待遇，才同坐炕，下屬便不得升炕了〕，他“高談闊論，目空一切”；曾國藩卻拿指頭釀了茶，只在炕幾上寫：“妄人妄人”。）曾國藩便訓練湘軍，叫他的學生李鴻章訓練淮軍，居然打平了太平天國，給清朝保全了一統(tǒng)江山，王闿運就做了一部《湘軍志》，大家都稱贊他這部書。他本來會做“駢體”文，會做“選體”詩，因此“文壇”上有他的地位，這樣更加重了他的名譽。

　　但是，他雖然中了“舉人”，卻不能“三考連捷”（三考是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他脾氣又大，以為總有人會用他，不肯出錢買官，后來還為一件什么事，就更不能得志（似乎就因為是肅順的人）。所以直到清朝快亡，才賞給他一個翰林院檢討，他的歲數已近八十了。到了中華民國，他自然是“國之大老”了。袁世凱因為他是他父親的朋友，把他請到北京，叫他做國史館館長，禮待很為隆重。（這時，國務總理是熊希齡，是他的老鄉(xiāng)，可是他的后輩，國務院設在中海的集靈囿，熊希齡請他吃飯，陪他逛中海，他問這是什么地方？熊希齡說是集靈囿。他說：“呵，四靈除你鳳麟龍。”）我便在這個時候見他的。（他住在西城一個什么胡同，我自然是個后輩，拿我作的“古文”去請教他。他送客一直送到大門口，著了一雙紅色云頭緞鞋，“步履如飛”，這時他的兒子王無功年紀也五十多了，跟在后面，著實趕他不上。）他住了一晌，便回原籍，就有電報“勸進”，可惜電文我忘記了。（他的動進，據說是楊度替袁世凱干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