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北大任教授了，教育風(fēng)潮也多而激烈了，革命的氣氛也籠罩著北京了，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血案消息傳到北京，我和國民黨許多朋友就組織了五卅慘案后援會，我就任了最高職務(wù)的名義，那時會所設(shè)在東城，我卻住在西四牌樓大拐棒胡同，每日到會辦事；有一日，有人告訴我，有偵探跟著你來，第二日我從家里坐人力車走出胡同，果然見一個不三不四的人對我的家門坐著，旁邊擱著一輛自行車，他見我的車子拐了彎兒，就騎了自行車跟著，我已覺察了，直讓他跟到后援會相近，我突然下車問他：“你奉了誰的命令跟我？”他立刻轉(zhuǎn)身就逃，以后胡同口上便沒人坐著，車子后邊也沒人跟著了，原來這也是朱深對付我的。

　　后援會辦了一件痛快的事，就是英國公使館的華人罷工，這件事鬧了十來天，工友們都同意了，卻要一位資格最老的中文“文案”董先生參加游行，這位董先生在英使館有二十五年的歷史，再經(jīng)五年，就可以得養(yǎng)老金休息了，他自然舍不得這個職務(wù)；但是，我們朋友把愛國大義說他，居然也被說動了，但許他必定給他找個職務(wù)，因為他的家累的確也重，不能一日沒有事的，他似乎不相信一輩青年朋友，最后由我和朋友們招待董先生和使館華人代表談判，他們曉得我是有地位、身分的人，便答應(yīng)了。罷工實現(xiàn)，英人大吃一驚；那時慘案還牽涉日本的，因此，日公使館也起了“戒心”?？墒?，我到今朝還覺得做了一件對不起人的事，就是沒有給董先生找到職務(wù)，因為事關(guān)外交，機(jī)關(guān)里都不敢請教，結(jié)果，英國人識相，都把他們請了回去。

　　這年的冬天，因為段祺瑞對孫先生有背信負(fù)義的行為，而且他漸漸地“敵視”國民黨了，王九齡果然不久回去云南，章士釗兼署教育總長，他是段祺瑞“智囊”里的一個，替他出力對付教育界，北京的國民黨人尤其是青年，對段祺瑞極度不滿意了，便來一個首都革命的口號，學(xué)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眾聯(lián)合上兩萬人，由自行車行犧牲一天的利益，把自行車做了一道闌柵，在天安門宣布了段祺瑞種種罪狀，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祺瑞派出隊伍，“如臨大敵”。但是，因為有廣大的民眾參加，他也不敢怎樣，大概他還是一個清朝的秀才，讀過四書五經(jīng)，還看看佛經(jīng)，他腦子里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散會后群眾分隊游行，在激昂的氣氛里，打毀了一兩處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燒了晨報館，因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論表現(xiàn)。

　　后來（不記月日了），又有一次，仍想在天安門集合，做更大的行動，北大學(xué)生由第三院出發(fā)，我和朱家驊各領(lǐng)了一隊，正要出去，大門已被警察封鎖了，大家回頭，開邊門走，這時，我反成了“殿后”的，而且已離開了隊伍，不想邊門也有了警察，幸是少數(shù)，所以走得快的都沖了出去。那邊門平常不開的，門檻離街道上有二尺多高，我剛要下去，被警察飛起一腳，正中了我的鼻嘴，都發(fā)木了，只好“鎩羽而歸”；天安門的群眾也被軍警驅(qū)散，但也沒有傷害。

　　十五年的頭上，段祺瑞改行內(nèi)閣制了，許世英做國務(wù)總理，易培基又做教育總長了。那時，教育經(jīng)費仍是常常發(fā)不出，許多朋友和我計劃，我們本來主張教育經(jīng)費獨立，孫中山先生也贊同我們這個主張，我們還是再來試一試，擬了一個教育特稅辦法。那時，浙江省長夏超派了黃人望到京，和許世英先生接洽事情，就由黃先生和許先生接洽，得許先生的贊同，許先生和我本來相識的，因此，就在國務(wù)會議上通過這個提案，而且發(fā)表了我督辦教育特稅事宜；我明曉得這件事當(dāng)然不是段祺瑞愿意的，而且也絕不容易辦，因為歷史的關(guān)系，嘗試一下，果然會同辦理的財政部、京兆尹，表面上敷衍我，實際上連督辦公署的經(jīng)費也無著落：不到一個月，“三·一八’的事情發(fā)動了。

　　這時，北京的國民黨黨部已分成兩個，一個是“西山派”，由林森、鄒魯、張繼、謝持一輩領(lǐng)導(dǎo)的，他們怕國民黨被共產(chǎn)黨篡竊了，他們反對階級斗爭，他們主張國共仍就分開；但是，他們是孤立的。我呢，雖然信仰社會主義，卻不贊成暴動政策，我和李大釗談過，他在共產(chǎn)黨的紀(jì)律底下，沒有表示，后來他們常有紅字的傳單，明白鼓勵暴動，我因此也參加了西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