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時，就部署省政機關(guān)，除夏先生兼理民政已有“明文”外，仿廣東例子，設(shè)建設(shè)、教育、財政、司法等廳，和夏先失商定了一張名單，現(xiàn)在只記得朱家驊長教育，我長建設(shè)。這日，因我在廣州，由張人杰先生面囑，請夏先生撥十萬元付上海鈕永建先生，這時，鈕先生是駐上海，和各方接洽且籌劃軍事的，夏先生開了一張支票，由我找勵乃驥先生立刻由早車帶走，幸而車已通過。不曾出事。這日下午，我和蔣夢麟渡錢塘江，到紹興，宿了一晚，第二日走寧波，由寧波乘輪船到上海，找鈕先生想法補救，但是鈕先生一下子也沒辦法。這日，曉得夏先生的隊伍已折回嘉興，盧部孟昭月和段ＸＸ兩族都過楓徑，大事已去，因夏部的戰(zhàn)斗力太缺乏。杭州仍就被盧部占據(jù)了，孫傳芳命令“通緝”我和黃人望、許寶駒、王強四個，我的名字“忝居第一”。

　　我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蒲石路漁陽里里面的昌馀里；仍想更先生能夠從上江（錢塘江上游）設(shè)法再振旗鼓”，一面請黃人望先生到九江去報告蔣介石，一面派了一位朋友到桐廬一帶打聽，沒有確實消息；許多傳說，也沒法證明；后來聽到他已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園，托人轉(zhuǎn)托姬覺彌的同鄉(xiāng)一位馬姓的去打聽，并不絕對否認；但是，這是上海灘的買賣行為，到底夏先生早在杭州被孟昭月槍斃了。

　　據(jù)相當(dāng)可靠的消息，夏先生的確想往上江走的，因為他的部隊在上江的還不少；但是，他不知怎樣，忽然回頭從江干翻山過嶺，到了西湖南岸，跟到他的是他的一位部下。他們每人腰上纏了幾千元紙幣，他自己胸前還掛了一尊西藏的護身佛，聽說是班禪喇嘛送給他的；他們在黃昏時候，想往西湖北岸花塢地方去，不想遇到了哨兵，他的那位部下走在前頭，相隔有百來步路，先遭哨兵喝住，問他：“你是不是夏超？”他只做了個姿勢，哨兵便放了他，去向后面的人攔阻，原來正是夏先生。夏先生被捕，解到司令部，驗明不錯，孟昭月問他些話，夏先生只說：“你要槍斃就槍斃，沒有話說。”這個消息，似有漏洞，但是聰明人去看他，可能是這樣的，總之，夏先生是被捕而死了。

　　這年年邊，我得到蔣介石的任命狀，任命我做浙江政務(wù)委員會委員，同時，委員除了國民黨里的共產(chǎn)黨黨員兩位外，還有褚輔成、蔡元培、查良釗、魏炯、沈鈞儒、朱少卿（還有別人，記不得了），主席是張人杰，代理主席是褚先生。那時，浙江省城仍就入了孫傳芳手里，所以我們從上海到郭縣（寧波）去就職（我在這時，把二十多年的長須剃去，為預(yù)備“亡命”）其實寧波也沒有正式被收復(fù)，不過沒有孫傳芳的軍隊，只有浙江第二師的旅長石鋒（和我是養(yǎng)正書塾的同學(xué)）在那里。我們當(dāng)夜得了段ＸＸ旅往寧波開來的消息，就在魏炯先生家里宿了一夜，第二日大早，分頭各奔前程。

　　我和蔡先生同了三位青年朋友：一位是姜紹謨，一位是勵乃驥，一位是戴應(yīng)觀從上海來的；這日，就請戴先生回上海報告我們的家庭，姜勵兩先生作伴同行，乘小火輪到象山縣城宿一宵，曉得段旅已到寧波，我們又乘過山籃轎到東鄉(xiāng)勵先生家里，住了六七日，有象山縣縣知事要來拜訪，雖則他并沒有“惡意”，我們卻有“戒心”，一伙兒又投黃公岙勵先生的同學(xué)史文若先生家里，住上幾天，風(fēng)聲還是不好，又投奔石埔勵先生的妹夫紀先生家里，紀先生的父親是一位孝子，又是慈善家，他在石埔是獨一無二受尊敬的，石埔又是一個大鎮(zhèn)，比較東鄉(xiāng)，黃公岙局面開闊得多，我們倒象“隱居阓”，不過久住總會泄漏消息，因此，雇了兩只帆船，乘夜上船（這時多了一位勵先生的同學(xué)王永祥先生同行了），我和蔡先生坐了一只，姜先生等三位坐了一只，我雖則“曾經(jīng)滄?！?，但是都乘輪船的，帆船漂海是第一次，白天倒也平常，夜里遇到風(fēng)浪，聽他們一輩船家轉(zhuǎn)柁時呼叫的聲音，和船身的傾斜起伏，倒覺得有點骨悚。我和蔡先生都是睡著起“腹稿”做詩，消磨了兩天已到福州。

　　這時，東路軍總指揮何應(yīng)欽已破了督辦福建軍務(wù)周蔭人的兵，收復(fù)了福建；何總指揮還駐在福州，他的參謀長蔣伯誠是我的學(xué)生，快二十年不見了，北大的一位同學(xué)袁世斌正做政治部主任，正是“他鄉(xiāng)遇故知”，而況在革命發(fā)展勝利的時候，自然都有不可形容的高興。等到何總指揮離開福州，向浙江進發(fā)的第二日，我們也離福州往廈門；可是，我們一個同伴姜先生，卻被任了指揮部參議，隨軍前進；原來姜先生是浙江江山人，這次入浙江的軍隊，正須經(jīng)過他的家門，所以要他去做向?qū)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