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邊沒有記載“三一八”事件一本書，而記憶力幾乎失了一半，竟把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也想不上來。那末還能寫什么“三一八”?但是“三一八”在中華民國短短三十幾年的歷史里，卻占了重要位置。因為“三一八”以前雖經(jīng)辛亥革命，而中國政治重心在北京，掌握這政治重心的仍是前清余孽——封建殘余的軍閥和官僚，所以中華民國的招牌掛了十四年，這是鬼混。

　　“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新生命的胚胎，幾年的長成，影響到中國政治重心的北京，漸漸有了新生命的象征，使封建殘余軍閥和官僚占據(jù)著的政權(quán)，漸漸地掌握不住，徐世昌自己逃了，曹錕被打倒了。段祺瑞本是軍閥的嫡系，因為和徐世昌有個人斗爭的關(guān)系，南聯(lián)革命黨，北結(jié)關(guān)外王——張作霖，乘革命軍打倒曹錕之后，急急乎從天津趕到北京，自稱臨時執(zhí)政，表示革命的意義，其實只是孫中山有北上的消息，他怕孫先生先到北京得了政權(quán)，所以先趕一著，無非仍為個人權(quán)利而已。

　　孫先生本著同盟的道德，并不和段祺瑞爭政權(quán)，卻主張改革政治，用和平革命的方式來救中國，使他超出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段祺瑞根本是軍閥的頭腦，自然沒有這一套，而孫先生的膽癌病，到了北京，偏偏日重一日，竟至于不起。廣東——革命根據(jù)地驟碰了領(lǐng)袖的大喪，加以當(dāng)時實力還未充足，環(huán)境還未許可，所以只得一任段祺瑞做去，可是和他斷了同盟關(guān)系，而段祺瑞毫無悔悟，他的北方同盟——張作霖也漸漸和他抬杠子。孫先生雖然不幸客死于北京，可是影響到北京的非常的大，民眾方面有了革命的認識，青年呢，不消說，百分之九十九集合到革命的旗幟底下來了。這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誰都和段祺瑞勢成水火，有消滅他的決心。那時因為孫先生主張容納共產(chǎn)黨，國共合作。革命的推進，極為猛烈。在“三·一八”的頭年冬天，北京就公然做了一次首都革命運動，兩萬以上的青年和一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外，那時筆者忝位主席，宣布了段祺瑞政府的罪惡，引起了群眾的興奮，要直趨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但是被段祺瑞武力攔阻。結(jié)果分隊向段祺瑞政府各大員章士釗、李思浩、梁鴻志等住宅找他們問罪，晚上還燒了宣武門外晨報館一角落，因為他向來對于革命群眾的態(tài)度不甚光明。

　　自然，這樣的革命運動，夠給人們笑落大牙，但是不可輕侮的革命力量已向群眾里發(fā)展，因為已經(jīng)給予段祺瑞政治信用上的大打擊。到了隔年——十五年，也不斷有較小的運動，無非威脅段氏。直到三月十八日，乃有更大規(guī)模的運動，我們自己稱為第二次首都革命。當(dāng)時國民黨已分兩派，一派是容共的，一派是反共的，但是對于反對段祺瑞的目標是共同的，所以這日集合而向吉兆胡同段宅的也有兩萬多人，正是北京城內(nèi)東北一角落上蟻屯蜂聚，把段宅圍住了。好在段祺瑞還讀過四書五經(jīng)，還看看佛經(jīng)，也講講道家修養(yǎng)，所以希特勒的殘酷行為，他就沒有學(xué)上，起先不敢拿武力來抵御，后來大概為設(shè)法解圍，才下令衛(wèi)隊開槍，結(jié)果死革命青年劉和珍等十七人。而段祺瑞政治生命也從此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