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闡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道路時，經常會說決不能照搬西方體制。那么為什么不能？我們從中國方面講得多，外國方面講得少。其實西方國家也是基于本國國情和傳統(tǒng)選擇的政治體制，說清楚這一點，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不能照搬。今天我們就講講英國。英國議會號稱“世界議會之母”，我們來看看這個議會“母體”是怎樣從英國的歷史傳統(tǒng)中發(fā)展而來的。

　　一、英國議會權利的由來與演變

　　英國議會制度有一個很長的發(fā)展過程，起源于英國封建社會。這個封建社會和我們概念中的封建社會不一樣。封建制度都是以農業(yè)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很重要。在中國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英國是封土制。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是國王，王室擁有土地，但只留一部分作為自領地直接管理，雇傭勞動力耕種，其產出供王室消費。剩下的土地分封給貴族即伯爵，伯爵拿到土地也不是完全自己經營，也是一部分做自領地，剩下的一部分分封給下一級貴族即男爵，如此層層分封，叫feudalism。最早接觸西方制度的東方人——日本人把它譯為封建制，我國又從日本把它搬過來用，其實與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大不相同。

　　在封建制下，把土地給出去的叫封君，接受封土的是封臣，互相之間都有權利義務。封臣的義務有三，一是在封君打仗時要自己裝備一名騎兵去幫忙；二是在封君長子被冊封為騎士時要交錢送禮；三是在封君的女兒出嫁時要送禮金。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義務。封君對封臣也有義務，就是保護封臣安全地使用土地。如果發(fā)生糾紛，就由封君召集所有的封臣開會，這個會議也叫封君法庭，有裁斷權。封君法庭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如果封君在上面三項權利之外提出額外的資金要求，議決封臣是否繳納。封臣往往利用這個機會要挾封君，抱怨封君對他們保護不夠等等，封君如不讓步就不給錢，稱作“金錢換糾錯”。以上說的都是“制度設計”，實際運作相當復雜，多數(shù)情況下是武力解決問題，無論封君還是封臣，誰的武力強，誰就可以不講“理”，但畢竟這種制度是公認的，即所謂“習慣法”。

　　封君法庭有不同的層次，國王和伯爵、伯爵和男爵、男爵和騎士分別組成封君法庭，最高層次是國王和伯爵組成的封君法庭。國王的封君法庭為了使全國在處理類似案件時能夠統(tǒng)一，就以本法庭的判決作為普通法，各個法庭都要參照使用。國王的封君法庭后來發(fā)展為議會，所以議會的判決和案例就具有了立法的性質，這就是議會立法權的來源。

　　這個過程中英國的封建王權有幾個特點：一是國王靠自己過活，主要收入靠自領地，而不是擁有所有財富。二是金錢換糾錯，前面已經說過。三是封臣不一定很穩(wěn)定，對國王不滿意時可以投奔其他封君，對國王構成威脅，所以國王要盡量維護好自己的封臣。

　　在英國議會的產生過程中，國王的封君法庭還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一是1265年國王為了征稅，不僅招來了封臣，還從每個城市和每個郡各選來兩名代表參加，以擴大征稅面。二是13世紀中葉有了一個新的名稱“parliament”，即今天的議會。這個詞語來源于法文“Le Parlement”，本義是討論辯論，也就是說有了紛爭，通過討論而不是武力來解決問題。三是1314年parliament發(fā)生了體制上的變化，把原來的封臣列為上院，把召來的城市和郡的代表列為下院。上院下院分別開會，最后統(tǒng)一形成議會的立法。演變過程中保留了金錢換糾錯的傳統(tǒng)，“金錢”演變?yōu)椤芭鷾寿x稅”，“糾錯”變?yōu)闈M足議員的要求，這就是今天預算制和提案制的來源。同時還保留了封君法庭的特點，即議會裁決具有立法性質。這是議會產生的第一個階段，稱之為國王的議會，因為基本上是由國王主持會議。

　　議會怎樣從國王的議會轉變?yōu)閲业臋C構？這個轉變發(fā)生在16世紀，背景較復雜，如資本主義萌芽、社會變化等，簡單來說和當時的信仰危機和宗教改革有關。西歐中世紀時期的權力體系是雙重的：世俗方面有國王的權力體系，思想精神方面有基督教權力體系，兩者交叉。亨利八世因離婚請求遭到羅馬教皇拒絕（因婚姻法歸教會法庭管），開始了英國宗教改革，即脫離羅馬教皇統(tǒng)治。他意識到靠自己的權威進行宗教改革很難令人信服，便想利用議會的權威，因為議會的上院里還有主教，有教會代表。為此他召開了一次延續(xù)七年的議會，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結果是英國最高權力，不管宗教還是世俗都屬于議會，議會是國王、上院、下院三位一體，這樣國王的議會就變成國家的機構。

　　17世紀中到19世紀初，議會發(fā)展集中于“三位”內部的權力之爭，主要發(fā)生在國王和下院之間。核心是對議會的主導權，立法權和行政權屬于國王還是下院？最終以下院的勝利告終。期間發(fā)生了幾件大事，包括資產階級革命，到1689年議會頒布“權利法案”，正式確立議會在立法方面權威高于國王，表現(xiàn)在：一是國王能否登位是否合法取決于議會主要是下院是否同意；二是議會必須定期召開；三是重申沒有議會批準國王不能頒布法律和征稅。這樣就將立法權從國王轉移到議會下院手中。在立法權歸議會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行政權由國王說了算。在兩個世紀的變革中行政權不斷向議會特別是下院轉移，標志性事件有：一是喬治一世時讓內閣自行其是，國王很少過問；二是1742年首相沃波爾因得不到議會信任而辭職；三是1783年首相威廉皮特因得不到下院信任而內閣整體辭職；四是18世紀末喬治三世不再出席內閣會議，正式退出行政權力。

　　這個轉移完成后，也就是整個19世紀，是議會的黃金時代。立法權和行政權完全在議會手中，只要某位議員的意見能夠在表決中贏得多數(shù)，就可以成為國家法律。但進入20世紀，議會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隨著政黨的出現(xiàn)和發(fā)育成熟，由多數(shù)黨來決定下院的成分、組成政府，最終決定政策和法律的是政黨而不是議會。如果議員所在的黨在議會中不占多數(shù)，不能成為政府首腦，其意見就不能起決定作用。權力的重心開始向政黨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