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張志公是學術(shù)界非?；钴S的社會活動家。他良好的協(xié)調(diào)能力和語言表達藝術(shù)，常?？梢曰飧鞣N學術(shù)紛爭甚至一些政治困境。90年代的北京語言學者們都記得一場“硝煙味十足的學術(shù)論辯”。1991年夏天，一個民間的學術(shù)團體沒有經(jīng)過有關(guān)部門的認可，擅自向臺灣語言學界的一些學者發(fā)出了邀請函，要舉行兩岸首次漢字學術(shù)研討會。等到臺灣學者們申請入關(guān)被拒，矛盾上訴到政府上層時，就陷入了一個兩難困境。由于兩岸彼此隔絕已經(jīng)40多年了，臺灣學者對于簡體字和拼音方案知之甚少，大都是持批評意見，此次前來名為學術(shù)研討，實有“討伐問罪”之勢。但是，如果能借此學術(shù)研討之機，讓臺灣學界人士了解更多的真實情況，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溝通和宣傳。最后，學術(shù)研討會還是被允許召開，但約定不涉及政治問題，而且要求張志公主持的北京語言學會來共同主辦。會議一召開，如眾人所料，雙方幾十位學者就開始唇槍舌戰(zhàn)、火藥味十足，很多已經(jīng)不是學術(shù)探討而近乎吵架。每次陷入僵局，73歲高齡的張志公就站出來以半詼諧、半嚴肅的方式來引導(dǎo)會議的走向。比如，他說“你們推廣國語比我們推廣普通話的成績要好得多，這是客觀事實，我們必須承認；你們沒見過兵馬俑，沒見過編鐘，這也是客觀事實，你們也無法更不必否認。如果冷冷靜靜的客觀的說話，想吵也吵不起來。要是我非說我們推普比你們推廣國語成績好，你們非說臺灣有更大的兵馬俑，那不吵怎么辦。咱們都被人家叫做‘學者’‘專家’，可千萬別給我們炎黃子孫的‘學者’‘專家’抹黑，讓人家說我們開的是吵架會，連販夫走卒都不如。當然，請海峽彼岸的朋友不要誤會，我剛才的話，首先指的是他（指己方的一個吵得最厲害的年輕人）”。會場一陣哄笑，笑過后自然就不好意思吵了。一席話滴水不漏，包含著縝密的邏輯力量，客觀的立場，恰當?shù)钠┯鳎瑖烂C的告誡，輕松的調(diào)侃，不由人不服氣。幾天會議下來，兩岸學者們都覺得收獲頗多，也奠定了一個繼續(xù)探討溝通的學術(shù)氛圍。但為此殫精竭慮的張志公卻大病了一場。

　　張志公一生勤于思考，不斷在喜悅和痛苦的交替中，尋求自我否定和超越。比如對于傳統(tǒng)語文教育方面的長期探索，幾十年中他前后著書四冊，分別命名為“初探”“再探”“再認識”，到《傳統(tǒng)語文教育教材論》，幾乎就是一串連綿跋涉的足跡。在對于“漢語辭章學”30年的思考中，他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最初是把它作為一門語言、修辭、邏輯相結(jié)合的綜合性學科，后來又定義為“研究詩文寫作中運用語言的藝術(shù)之學”，最后歸結(jié)為“語言學的基礎(chǔ)知識、基礎(chǔ)理論和語言運用之間的過渡性橋梁性學科”。即使在與癌癥相抗爭的最后幾年，他的心里依然對語言學的發(fā)展和中學語文教學中許多問題念念不忘，希望有如過去那樣通過自己的思考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但身體健康和精力的與日俱下，他已經(jīng)難以長期、系統(tǒng)地用腦，自信心也在減弱。他曾詢問來探病的同輩語言學者王寧，“你覺得我的腦子還清楚嗎？我總想找一些經(jīng)常想問題的人來一塊聊語文教學，就怕自己已經(jīng)在胡言亂語了?！庇谑牵３＝乖瓴话?，但又不停的苦苦思考，帶著自己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不斷的思考中直至告別這個世界。

　　1997年5月，一代學術(shù)領(lǐng)袖張志公逝世。留下了著作等身的豐碩成就，也留下了未及出版的《張氏簡明語法》等諸多遺憾。

　　自語獨白

　　勉力寫完上述這一萬多字，細讀一遍，方覺得遠不能概括先生一生。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有太多未能提及，先生的風度神采也未道出十之二三。非不愿也，力不能也，只能自愧無淵云之墨、嚴樂之筆。

　　我所依據(jù)的資料，大都是來自《張志公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書中撰文懷念先生的，都是與先生生前有過接觸的各界人士。洋洋數(shù)十篇文字，從不同角度來回顧先生為人、為學、為道，堪稱完備。我之所以還想做這篇文章，正是想從一個與先生素昧平生（先生在世，我因淺陋不曾聞名）的后輩角度，來試圖對先生做一個全景描繪。以我的淺見，熟悉先生的親朋故舊固然最有資格回憶，因為他們親身領(lǐng)略過先生的不凡氣韻，但我可能也有自己的優(yōu)勢，因為遠離而少主觀，因為陌生而少顧忌。

　　先生中西貫通的學問修為，或許在未來的人教社或者更大范圍的學界，都難有后繼。除了“一代通人”的“通”給我印象深刻之外，我還有一個強烈感覺，先生總在尋求一種“邊緣”狀態(tài)。因為其學問通博、見識清通，他擅長也樂于在不同領(lǐng)域之間尋找立足點。正如他30歲在大學教授外語的同時，開始了初步的語言學研究。他圍繞人類語言的發(fā)生和初期語言的發(fā)展這一課題，廣泛涉獵了人類學、考古學、地質(zhì)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理學、比較解剖學等領(lǐng)域的著述，完成了一篇高水平的論文。那是上世紀40年代，“邊緣學科”“多學科”尚未被提及，張志公只是憑他天然的嗅覺和悟性，開啟了自己的學問之門。這注定他和所有的語言學者都走著不一樣的道路。他可以只做一個出色的語法理論家，但他偏偏要挪出大半個身子，站到理論與應(yīng)用的結(jié)合部上，一生致力于語法知識的普及和實用化。他完全有資本做一個很西化、不斷搗騰洋貨的學者，因為憑借外語優(yōu)勢漢語學界難有人和他匹敵，但他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鉆到舊時科舉蒙學的故紙堆里，扒拉出一條條傳統(tǒng)語文教育蒙塵多年的“借鑒經(jīng)驗”。

　　他定義的修辭學是邊緣學科，他建立的漢語辭章學也是過渡性和橋梁性學科。他似乎從來不甘心居以某個領(lǐng)域的中心、深處，他總要時時來到常人無意駐足的交界點、分水嶺，在這里左右顧盼，以他滔滔的辯才為各行其道的人們指點出一片柳暗花明。

　　這應(yīng)該也是先生“通”的另外一種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