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董純才，湖北大冶人，著名科普作家、翻譯家與教育家，我國教育戰(zhàn)線的優(yōu)秀領導者，科普事業(yè)的杰出開拓者。

　　曾任教育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顧問，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教育行政學院院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科普作家協(xié)會（原中國科普創(chuàng)作協(xié)會）第一屆理事長、第二屆名譽會長，中國教育學會會長，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委員、《教育卷》主編，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xié)會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科協(xié)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政協(xié)提案審查委員會副主任。

　　人物事跡：

　　董純才是中國近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十分賞識的學生之一，他長期擔任革命根據(jù)地和共和國教育部門的領導工作。這期間，他一直是以陶行知為榜樣，“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在黨的領導下矢志不渝地為改革中國教育尋覓新路，同時為傳播和實踐生活教育思想作了許多工作。

　　一、在陶行知指導下從事鄉(xiāng)村教育和科普工作

　　陶行知從美國留學歸來后，立志從事平民教育，并主張平民教育下鄉(xiāng)，推行鄉(xiāng)村教育。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創(chuàng)辦曉莊師范，試驗在鄉(xiāng)村普及教育。其后他發(fā)起“科學下嫁”運動，創(chuàng)辦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等各種類型的新型學校和《生活教育》雜志，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在實踐中形成生活教育思想。

　　從抗日戰(zhàn)爭開始到1946年病逝之前，陶行知一直是跟隨著時代的腳步前進。他是一位由杰出的民主戰(zhàn)士轉變?yōu)楣伯a主義戰(zhàn)士的重要代表。是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與此同時，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也是在與時俱進，成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董純才是1928年春“考進”曉莊師范的。他在曉莊師范是少有的一位具有大學生身份的學生。因此陶行知對他十分器重。董純才也認為，自己的獻身精神和工作毅力是來自曉莊的。

　　董純才進入曉莊師范不久，陶行知就讓他擔任生活指導員楊效春的助手。一邊學習，一邊做教務工作。在實踐中體會生活教育思想的真諦。當時，曉莊師范根據(j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實行“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焙汀敖虒W做合一”。學校沒有正規(guī)的課堂教學和系統(tǒng)的文化知識講授，而是在校內設立了許多小組，每個小組都配備有一個或幾個指導員，這些指導員和本組的學生共生活、同甘苦，一起從事“教學做”，即在“做”中教給學生與生活實踐需要的相關知識，而學生也是在“做”的實踐生活中進行學習。例如，董純才被分配在生物組，于是他就在生物指導員秉志和姚文采兩位先生的指導下，和石俊等同學一起組建生物研究室。他們親自到野外捕捉小動物，采集野生植物，制作動植物標本，飼養(yǎng)動物，栽培植物，把學習生活與接受教育融為一體，把學校和社會打成一片，使生物研究室成了學生和當?shù)剞r友認識和研究生物學，以及學習和普及生物學知識的重要場所。意在使生物學的學習與實踐促進農業(yè)生產和農村經(jīng)濟的發(fā)展。

　　董純才對于曉莊師范（后改稱曉莊學校）重視實踐的作法是肯定的。他曾指出：“曉莊重實踐，反對教育脫離實際，這是對的。在當時‘死讀書’風行的情況下，陶行知的做法是了不起的?！?/p>

　　1929年春，陶行知派董純才到浙江省湘湖師范擔任生活指導員（相當于普通學校的教導主任）和生物課教師。在湘湖師范，董純才和曉莊校友操震球、方與嚴、李楚材等一起踐行和傳播生活教育思想，推行曉莊學校的辦學經(jīng)驗。

　　1930年春，曉莊學校成立了勞山中學，董純才被陶行知提名為該校的生活指導員。在這里，董純才繼續(xù)貫徹和踐行生活教育思想，他用“教學做合一”的辦法組織教學工作，并把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在學校所在地辦起了中心茶園。中心茶園除備有書報、棋類供村民進行學習和娛樂外，還寓教于樂，舉辦各種文藝節(jié)目的演出，豐富當?shù)剞r友的文化生活。

　　1931年夏，陶行知在上海創(chuàng)辦自然學園，發(fā)起“科學下嫁”運動，其目的仍然是要貫徹生活教育的主張，把科學知識“下嫁”給勞苦大眾。董純才積極地參與了這項工作。他在陶行知主編的《兒童科學叢書》中撰寫了23冊；還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參與了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的教學工作和教材編寫工作。其后，董純才又撰寫了一大批科普文藝作品，翻譯了蘇聯(lián)科普作家伊林的《十萬個為什么》、《五年計劃的故事》等科普名著，以及法國生物學家法布爾撰寫的《科學的故事》，還編寫了《自然常識》課本和《農民識字課本》，成了“科學下嫁”運動中的一員主將。與此同時，董純才還為陶行知創(chuàng)辦的《生活教育》雜志撰寫過許多稿件。

　　陶行知在實踐生活教育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在人民生活十分困難，連肚子也吃不飽的情況下，在鄉(xiāng)村普及教育是很難實現(xiàn)的。只有進行社會改造，讓廣大農民群眾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翻身，才能實現(xiàn)教育的普及。這樣，他在抗日戰(zhàn)爭前后就投身于民族民主的革命斗爭，與共產黨人實行合作，在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中注入了革命的內容，而這個時期的董純才，則已經(jīng)參加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斗爭，并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逐漸成為黨領導下的教育部門的一名重要領導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