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來,所有的電視和廣播里傳出了同樣的聲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全國政協(xié)、中央軍委發(fā)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發(fā)肺部感染,呼吸循環(huán)功能衰竭,搶救無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時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我下樓上班時,電梯服務員很平靜地說:「鄧小平走了!顾龥]有悲傷,還是平日的表情。 上班的路上很平靜。我用從業(yè)30多年記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當年毛澤東逝世時的情景,沒有找到一絲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復的痕跡。 平靜。這是鄧小平逝世時的特點。和毛澤東離開人世相比,鄧小平離世給社會帶來的震動要小得多。沒有全民的哭泣,沒有過度的緊張和過度輕松,軍隊沒有進入緊急狀態(tài),機關照常工作……股市只有18日下跌,以后連續(xù)幾天一直呈上升趨勢。 鄧小平逝世沒有什么震動,這正是他自已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種努力的結果。 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本來可以名正言順地擔任黨政一把手。但他卻把比他年輕的人推上臺,這其中就有他逝世時不引起震動的考慮。以后,他逐步卸下了身上的擔子,也是出于這種考慮。 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上,鄧小平辭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擔任軍委主席。但是,在1989年春天的北京風波中,他發(fā)揮了別人無法發(fā)揮的作用,使他的分量顯得很重。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特地召見了楊尚昆、萬里和北京風波以后新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huán),他說: 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產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樣的作用。為什么這樣?這不是因為我謙虛或別的什么,F(xiàn)在看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美國對華政策現(xiàn)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國際上好多國家都把對華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就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錯了也好,對了也好,功勞也好,都是你們的事。 1989年11月9日,在辭去中共中央領導職務兩年以后,鄧小平又辭去了他擔任的最后一個職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這一天,他到人民大會堂向出席十三屆五中全會的代表道別。但是,他并沒有真正退出政治舞臺。由于當時形勢所迫, 1992年,他以一名普通公民、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刮起了一陣政治旋風,掃除了左的干擾,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十四大的路線。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在1994年就完全挑起了領導中國的重擔。應當說,鄧小平時代到1994年就已經(jīng)結束。當然,他的影響遠沒有結束,還會持續(xù)很長時間。 鄧小平主動從政治舞臺上淡出以后,平穩(wěn)地完成了權力交接。作為接班人,要完成自已的歷史使命必須抓住六個字: 「站住腳,做好事」。這六個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說法,即:「掌好權,治好國」。站住腳是前提。國家最高領導崗位這個地方無風三尺浪。曹操把這個地方稱之為「火爐」,沒有幾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穩(wěn)的。連腳都站不穩(wěn),就談不上做好事。新領導人能否站住腳與人選有關,如果選的人各方面不能接受,就很難站住了。這一點鄧小平等幾位老人做好了。但僅這一點還遠遠不夠。新領導人還必須使自已強大。這就必須大膽而謹慎地抓住軍隊,大膽而謹慎地進行組織人事調整。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兩三年之內很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隨著權力的鞏固,第三代領導集體逐漸顯出了自已的特色和風格。在鄧小平以后,沒有出現(xiàn)人們所擔心的「過渡危機」。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最高領導人身體健康的時候自覺主動交權是少有的,權力交接過程如此平穩(wěn)也是少有的。 有了鄧小平開創(chuàng)的交班模式,在他逝世5年之后,中國又一次完成了最高權力交接,以胡錦濤為首的一批年輕而親民的面孔出現(xiàn)在中國人面前。 鄧小平逝世沒有出現(xiàn)社會震動并不表示他的分量不重。恰恰相反,鄧小平是20世紀后期,對人類世界影響最大的幾個人物之一。世界各國領導人和世界輿論對他逝世的反應確認了這一點: 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在一項聲明中說:「鄧小平在中國這個朝氣蓬勃的時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同馬薩諸塞州的政界領導人在東波士頓的一家餐館里得到鄧小平逝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句話是:「鄧小平是過去20年里世界舞臺上的杰出人物! 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說:「他是使偉大而古老的國家發(fā)生歷史性變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設計師! 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稱鄧小平是「他的國家現(xiàn)代化的主導力量」。他在致江澤民的唁電中說:「鄧小平將作為中國過去20年發(fā)生變革的主要設計師載入史冊! 菲律賓總統(tǒng)拉莫斯在一份聲明中說:「鄧小平使中國向世界開放,并給地球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guī)砹爽F(xiàn)代化和繁榮。這些成就使他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在世界歷史上占有突出位置。」 韓國總統(tǒng)金泳三對鄧小平逝世感到悲痛,說鄧小平是「譜寫世界歷史新篇章的杰出政治領導人」。 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是這樣贊揚鄧小平的:「他使中國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其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人! 一些國際新聞機構也給鄧小平以很高的評價。共同社說「鄧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同建國之父毛澤東并列的『中興始祖』肯定將名垂青史」。德新社稱贊鄧小平「把中國帶出了落后和孤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之父」。 鄧小平從來沒有擔任過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他逝世時已經(jīng)離開領導崗位7年零3個月。他是一位普通中國公民。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政要發(fā)來唁電,聯(lián)合國降半旗,在此期間,所有的國際重大會議都為他默哀。這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作為一位實際上的國家元首來說,他是長壽冠軍。國家元首活到93歲,在中國歷史上少見,在世界史上也不多見。 鄧小平,這個20年來中國最響亮的名字就這樣載入了史冊。鄧小平的名字之所以響亮,是因為和中國這場深刻的變革聯(lián)在一起。 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百年誕辰。我們是在后鄧小平時代紀念之。后鄧小平時代始自鄧小平淡出政治舞臺,至今還沒有終結。它有幾個特點:第一,還是沿著鄧小平所規(guī)定的路線:一方面大力推進市場經(jīng)濟,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引入了「三個代表」的思想;第二,鄧小平開創(chuàng)的改革還在繼續(xù),但改革不是像當初那樣,由懷有理想主義激情的政治家推動,而是由20多年來形成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推動;第三,中國還把發(fā)展經(jīng)濟放在重要位置,但人們在關注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問題的解決。人們既享受鄧小平時代的繁榮,也承受著諸如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的考驗;第四,中國更加融入世界,自從成為WTO成員國以后,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來自國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滌蕩著中國的歷史積淀,更多人類文明的成果進入中國。當然,中國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風潮的侵蝕。 人們在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時,不得不用更加深邃的眼光審視鄧小平這個歷史人物,用更加深刻的思想反思中國的改革。 (二) 鄧小平是幸運的。他有機會面臨一個變革的時代。 當全世界成千上萬智慧的頭腦在反思20世紀時,誰也不會忽視一個偉大而深刻的事實: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個世紀末最后的20多年里進行了發(fā)人深思的探索:從計劃經(jīng)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探索。 在20世紀這短短的100年內,人類的經(jīng)濟制度經(jīng)歷了一個螺旋式的上升。從上個世紀承襲下來的自由資本主義,以其富有激勵性的市場機制,空前地調動了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使生產力奇跡般地發(fā)展,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刷新了整個社會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在本世紀初,人們多方探索擺脫危機的途徑。這個歷史的難題在19 世紀就提出來了。那時就出現(xiàn)了種種解決危機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是其中之一。 到20世紀初,各種解決危機的理論都尋求付諸實踐。當時相當多的人認為產生危機的原因是財產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無論是馬克思的計劃經(jīng)濟,抑或凱恩斯的政府干預,都致力擺脫自由市場的弊端,強調政府的主觀作用。馬克思主義是用新的社會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凱恩斯則是在資本主義內部進行「革命」。這兩方面同時進行實踐,都取得了相當?shù)某晒。凱恩斯從內部挽救了資本主義,馬克思從外部「挽救」了資本主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疾病」進行了診斷,這一診斷對資本主義的自我完善無疑是有益的。資本主義從社會主義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東西。在多種社會試驗之外,在20世紀,在資本主義世界,靜悄悄地發(fā)生了熱衷于冷戰(zhàn)的政治家們所忽略了的重大事件:技術的飛速進步和現(xiàn)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這兩件大事對資本主義的拯救,比任何制度改革的作用更為深遠。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市場機制的弊端時,卻完全放棄了市場機制。他們提出一個全新的理想:用人們自覺的經(jīng)濟計劃來代替市場機制的自發(fā)作用。要實行全面的計劃經(jīng)濟,就必須把財富完全掌握在計劃者(國家)的手中,消滅私有制是全面實行計劃經(jīng)濟的條件。這一理想在蘇聯(lián)、在東歐、在中國進行的社會試驗初期還有成效,但是,隨著這一試驗的深入,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于是,在拋棄市場機制幾十年之后,只好回過頭來再尋找市場機制。這就是中國在20世紀最后20多年的探索,一種全世界都在關注的探索。這種探索在俄國,在東歐也同時進行,但從20世紀有限的年代來看,中國比其它國家更有成績。 實事求是地說,在改革之初中國的改革者,包括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內,對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不是很清楚的,也不可能清楚。但中國采取了實事求是的做法。這一做法是中國改革的初始條件逼出來的。這一做法的生動表述是中國領導人的兩句話:「摸著石頭過河」和「草鞋沒樣,越編越像」。確切的表述是,在不放棄國家控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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