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北京市委會副主委、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劉新成
會中央宣傳部的同志不久前通知我，希望我在紀念馬敘倫先生誕辰120周年的會上代表教育界作一個發(fā)言。我很立刻答應了，因為馬敘倫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輩，我很愿意利用這次準備發(fā)言的機會，重溫馬老光輝的一生，對我來說這也是一次學習。
在重讀馬老生平事跡的過程中，最令人感動的是馬老的人格。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話想說，但時間有限，所以我想，作為教育界的代表，今天我只就馬老的人格對當今教育的啟示談兩點。第一，是怎樣的教育塑造了馬老的高尚人格，從中可以獲得怎樣的啟示？第二，像馬老這樣高尚的人是怎樣對待教育工作的？我們從中可以學到什么？
先談第一點。關于馬老的人格，許主席在紀念馬老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在馬老一生中，有無數次飛黃騰達的機會，只要馬老略略低下高昂的頭，向反動勢力挪近一步，就可以改善境遇，太平舒適”。這句話鮮明地昭示了馬老的義利觀，而這正是馬老人格中最具魅力的一點。他一生中有無數次當義利之間發(fā)生沖突時，馬老總是毫不遲疑地、明確、決絕而徹底地選擇義，放棄利，即使有時稍作讓步便可以二者得兼，他也從未讓步。比如青年時代他仗義執(zhí)言，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學鳴不平，為此被開除學籍而無怨無悔；又如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而遭到軟禁，一般人對章避之惟恐不及，馬老卻冒險前去探視，并苦心勸告絕食中的章先生復食，他自己則以憤而辭去北大和醫(yī)專教職抗議袁的復辟，因而時稱“掛冠教授”；再如“五四”運動期間，馬老只身闖入法學院看望被拘捕的學生，義正辭嚴地拒絕胡適等人遷校上海的主張，明確表示，北京的確黑暗，但正因為黑暗才需要留在這里奮斗；馬老作為教師領袖曾走在北京大中學教師“索薪游行”的前列，被反動軍警打得血流滿面仍吶喊不止；20年代初任教育次長期間，馬老冒險保護過李大釗同志；抗戰(zhàn)時期，任偽教育部長的湯某請馬老出任偽北大校長，馬老盡管生活窘迫卻嚴辭拒絕：“我豈能回到敵人刺刀下去混飯吃？”汪偽政權的立法院院長，馬老的學生陳公博送大米接濟馬老，也被馬老拒之于大門之外；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上海市長由于馬老聲望而請他當參議員，被馬老輕蔑地拒絕；在眾所周知的1946年“下關慘案”中，馬老是請愿團的首要人物，也是受傷最重的一位。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在重溫馬老這些事跡時，我一直在想，是什么精神支撐著馬老的為人行事？這種精神從何而來？我以為在馬老書于1947年的遺囑中可以找到答案，即“求仁得仁，無所歸怨”這八個字。立遺囑次日馬老致行政院院長張群的信為這八個字做了進一步的注解：“至倫立身，本末不移，貧富威武，無動于衷，達觀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擁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內，捕殺不辭，驅脅無畏”。以求仁行道為畢生追求，而且為此甘愿舍生取義，捕殺不辭，那么他當然不會在義利沖突面前猶豫難斷。這種“求仁得仁，無所歸怨”的思想從何而來？我以為從馬老的個人歷史來看，主要是來自于優(yōu)秀的中華文化，來自于馬老所接受的傳統(tǒng)教育。因此我想，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如此優(yōu)秀的內容，而且確曾發(fā)揮著如此出色的教育作用，我們今天實在是應該好好利用。
再談第二點，馬老作為一個高尚的人，他是怎樣對待教育的。我覺得有三點對今天有啟示意義。
第一，熱愛學術，潛心治學。從事教育一定要鉆研學術，否則便沒有從事教育的資本。但鉆研學術的人對學術有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一種是真心熱愛學術，一心一意以鉆研學術為樂，另一種態(tài)度不是熱愛學術本身，而是熱愛學術后面的東西，也就是鉆研學術所能帶來的各種利益。馬老顯然屬于前一種人。他在北大授業(yè)前后21年，實際執(zhí)教13個學年，期間講授了《中國哲學》、《宋學》、《老莊哲學》、《道家哲學》、《王陽明哲學》等10多門課程，他所講授的內容，都是他深入從事哲學、語言文字學和經史方面學術研究的成果。馬老的代表作《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總計30卷，共240萬字，不僅受到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激賞，也在學術界獲得高度評價，體現(xiàn)了馬老高深精湛的學術造詣，而且這部著作是在淪陷期間，在貧病交加的境況下完成的，于此可見馬老對于學術的熱愛與忠誠，這一點足資晚生后學們學習。
第二，高度重視對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教育，并且以身作則。馬老雖然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但就其本性而言，他更愿意潛心治學。辛亥革命中，他在參加了光復杭州的斗爭后曾說，“我本來不曉得政治，不過推翻滿清好像是我不能辭謝的責任……現(xiàn)在滿清推翻了，我還是做教書匠，在我的崗位上工作吧。”隨后便辭去省都督府秘書和印鑄局局長的職務，到浙江省第一師范教書，并稱此舉為“還我初服”。以后每當國家危難，馬老總是挺身而出，參加斗爭，也支持學生積極參加愛國救亡和民主解放運動。五四時期，馬老曾出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主席和北大教職員會主席，帶頭與反動勢力進行斗爭。一·二九運動當中，馬老旗幟鮮明地支持學生，鼓勵學生“以赤血洗白刃”，作民眾的先驅，救國的斗士。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曾聘馬老在教育部任職，馬老雖熱愛教育，但認為當務之急乃是反內戰(zhàn)，爭民主，因而沒有接受聘請，反而對蔣介石政權口誅筆伐，對民主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馬老在教育崗位上身體力行的社會責任意識，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三，見識高邁，目標遠大，不追求一時政績。解放前夕和任新中國教育部長、高教部長期間，馬老一直在思考大學機構調整、課程設置改革的問題。但他在提出徹底改革的同時，又特別主張教育改革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反對倉促行事。他提出的讓工農大眾在文化上翻身的思想，他對師生健康的高度重視，他有關減輕學生課業(yè)負擔的呼吁，他倡導的以培養(yǎng)工業(yè)建設人才和師資為要務的主張都不是追求“顯示度”的作秀之舉，而是真正以育人為本，對中國教育事業(yè)負責任的意見。
馬老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淵博的學者，又是成功的教育家，而造就了這樣一位杰出的人物并被這三種身份統(tǒng)一于一體的就是他的高尚人格。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馬老不僅是中國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的代表，也是后世所有治學者和教育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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