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在先秦時期就開啟了古代共和的濫觴，基本確立了天下為公的共和價值。秦漢以降，東方專制日熾，共和公天下雖在現實實踐中逐漸隱退，但在人的內心卻是歷久而彌堅。共和傳統(tǒng)在近代革命中獲得新生，演繹出民主共和、民族共和的新質態(tài)。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將此前革命共和的成果升華、重鑄為人民共和。在中國共產黨看來，人民就是自己所領導和團結的中國一切愛國、民主和進步力量，它的組織形態(tài)——一個最廣泛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就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賡續(xù)和發(fā)展共和傳統(tǒng)，不斷鞏固和壯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斷推進一種新型的、共和的民主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有力保障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人民共和的偉大事業(yè)。

　　關鍵詞：共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社會主義；黨的領導

　　古代中國政治沒有民主的傳統(tǒng)，但有共和的傳承。中國政治很早就形成、確立了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多元一體也因而成為我國民族的“法的精神”。相應地，“大一統(tǒng)”“和而不同”也就成為政治上備受推重的兩方面價值，而它們的有機統(tǒng)一或曰核心要義——“天下為公”（或“公天下”，我們視其為中國本土的共和價值）也自然成為國家歷史理性的選擇，成為共同體本位的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道統(tǒng)。歷經千年滄桑，經過改造和重鑄，共和精神也已成為中國現代政治秩序的內核。中國共和政治的現實基礎，是共同體內外政治的結盟、聯盟。作為特殊的結盟活動、政治聯盟，作為能經緯現代國家治理、統(tǒng)攝全部公共生活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更是中國獨特共和傳統(tǒng)的集中體現。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精神，在于人民共和；中國共和實踐的關鍵，在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

　　一、聯盟、公天下，以及作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價值的共和

　　結盟大抵出自人類政治的本能。由于始終要面對外部自然界的、其他人類個體或群體的挑戰(zhàn)，也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fā)展下去，人們不免會為著彼此間共同的安全福祉而聯合起來。亞里士多德講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其時人類的結盟活動已經進入城邦時代。在此前文明初始的時候，由于生產與戰(zhàn)爭中有分工、合作的需要，氏族、部落即已作為天然形態(tài)的聯盟而存在了。原子化個體排除人的合作的所謂自然狀態(tài)是不存在的——無論其究竟是霍布斯所謂“人對人是狼”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還是盧梭所說的人們彼此疏離且隔絕的和平狀態(tài)，都只是思想的假設。現實是，人類普遍進入充滿階級分化與斗爭的文明社會，進入廣泛存在著結盟、維系與破解聯盟等努力的政治時代。

　　以氏族部落為基礎、起點，在西方，古代古典的民主較早孕育發(fā)展起來。在中國，先民們則是較早開啟了共和的濫觴。公元前 841 年，是中國歷史紀年中的共和元年。這一年，由于此前周王與上層貴族間的斗爭持續(xù)加劇，再加之當時的厲王要壟斷山林湖澤之利、嚴重侵犯到統(tǒng)治集團下層——“國人”的傳統(tǒng)權利，于是觸發(fā)了一場趕跑厲王的暴動。暴動后的周一度維持了 14 年的共和之治，直至厲王死后又歸政于其子宣王。周的這場暴動是貴族聯合、貴族與平民聯合的結果。聯合的目的，是共同對付周王的獨裁暴政。暴動后的共和，也以貴族們所組建、主導的聯盟為基礎。周的此次暴動及共和，比之古羅馬類似的歷史事件——推翻塔克文王朝的獨裁統(tǒng)治、確立共和體制還要早 330 多年。周的共和無論是《史記》所謂的“周召共和”，還是《竹書紀年》等典籍所載的“共伯和干政”，皆可以確定的是：它是貴族的共治，在統(tǒng)治上有別于厲王的獨斷，在貴族內部相互妥協，還與族人、國人協商——盡管協商或許是非對稱的。

　　周的短暫共和還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且不論古國時代的天下萬邦并立，以及傳說中唐堯虞舜的禪讓天下，一直到三代，原始氏族軍事民主的遺風仍在，而作為天下共主的王者依慣例還是要受貴族、宗親族人制約。中國上古典籍中所謂的“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君臣應一體共治，這是部落時代以來就有的主流意識。而當時臣子的權位、權利也不是人君所能任意予奪的。這就很不同于后世君權日隆、臣嚴重受制于君的情況。封建時代，周王朝的禮制雖然首先著眼于怎樣更好地維系王權統(tǒng)治，但一定程度上確認了臣民固有的權利。當然，無論何時，君王們獨裁專斷的意志都是一貫的，且其強調自己作為權力地位絕對至上的“予一人”的努力也都是普遍的。

　　力量均衡是政治的法則。君權膨脹使得周厲王既不愿與貴族共治、亦不愿與周人共財，結果招致強烈反彈。暴動、共和的意義，在于重申君王以外多元主體的權利，在于要反對君王的唯我獨尊、專橫獨裁，特別是反對其以天下為私。中國的封建時代講究尊尊貴貴親親賢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實質上都反映了君臣之間、臣民之間客觀存在著一種彼此互為權利和義務的主體的關系。要維護這一關系，首先就要維護王朝統(tǒng)治、維護政治共同體的存在。由此才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的教條。當然，不是為了社稷、公益，那一切就要另當別論了：“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這一思路繼續(xù)推演下去，古代共和也就得到了理論上的證成。

　　共和的目的，是天下為公。首先要確認共同體以及代表共同體利益的共主具有至上性。中國數千年間以傳統(tǒng)農業(yè)經濟為基質的文明更容易強化家國至上的思維。聯合起來抵御天災人禍，加入并向更強大的共同體尋求保護，這是從事農業(yè)生產的人民本能的、第一位的選擇，也是古代中國形成炎黃部落繼而融合其他族群形成華夏民族、漢民族的內在動力。其次是確認天下是多元的存在，包括君主與臣民在內各方面的主體及其權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當性。即便是君王的設立，也是為了要守護萬民與天下。天下為公的“公”字，不僅意味著整合后的各方面利益的公益，同時也意味著要尊重、保護各方面差別化的利益。重新審視古代中國氏族—部落—聯盟—邦國—天下的政治演進的鏈條可見，在一定意義上，天下為公同聯盟政治是直接關聯的，它一開始應當就是結盟者、聯盟對于其領導階層的基本要求：不能只想自己活得好，也要讓大家都能活得還不壞。

　　共和、天下為公的現實的倚仗，是多元一體政治格局的維系。這當中關鍵是“多元”與“一體”的關系，它們應保持這樣一種均衡：一方面，“多元”不至于脫離“一體”而獨立，繼而導致“一體”的破解、離散；另一方面，“一體”又不至于抹殺“多元”而獨尊，以致人們不得不放棄必要的自由空間、權利利益。中國古代意識形態(tài)所推重的公天下，基本就是要維護這樣的力量格局、這樣的政治均衡。如果已然失衡，那么恢復均衡就成了正義所在、眾望所歸。但若具體而言，不同流派在理解上還是有差別的。除楊朱之學，先秦政治思想大都有共同體優(yōu)先的意思。但墨家、法家是大共同體本位，儒家則是小共同體本位。大共同體主義者，墨家因有濃郁大眾取向而不合君王口味、遭到漠視；法家主張嚴厲控制個體和共同體并使之徹底依附于國家，受君王重視但缺乏廣泛的支持。早期儒家反對絕對君權因而并不討喜，但其后學卻發(fā)明出大一統(tǒng)王天下的微言大義，給了專制君主馴化儒家以及儒法并舉的絕好契機。

　　農村村社是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有這樣的基礎，君權日張、臣權日削就是必然。進入郡縣時代，皇帝、君權的絕對優(yōu)勢確立起來。即便導致王朝更迭、權力重組的“革命”，無論是緣于異族侵入還是統(tǒng)治集團上層的火拼，甚至是鳳毛麟角的、最后成功了的農民起義，也都無法根本扭轉這一趨勢。及至唐宋，盡管“載舟覆舟”的道理被闡發(fā)得很明白，而且形式上也一度出現了接近所謂“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景象，但這不過是回光返照。中古以降，政治上牽制皇權的制度性支撐逐步化為烏有，剩下給士大夫的也就只有守住道統(tǒng)，在精神上反復不斷地倡導大同理想、重申天下為公了。

　　公天下、共和從政治實踐中逐漸隱退，折射了統(tǒng)治集團、剝削階級內部聯盟的裂解。原本在士大夫心目中，君臣理想、正常的關系應是臣不能上凌其君、君不能下侵其臣的合作關系。然而到了明清，這已是心心念念想著私天下的統(tǒng)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了。皇帝要的不是合作，而是絕對、無條件的服從，那頑強存續(xù)下來的天下為公的價值理念，則越來越成為凝聚和動員勞動人民反對獨裁暴政的強大思想武器。

　　二、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格局，以及早期民主革命中的共和導向

　　中國現代化來得相對晚近，19 世紀中葉才起步。外來列強的野蠻侵略，打亂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固有趨勢和節(jié)奏，也根本打破了中國基本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近代以來，伴隨新生產方式連同新價值觀念一起被引入社會生活，中國開始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偉大的、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到來了，中國的舊傳統(tǒng)大都面臨被揚棄或被拋棄的命運。在此基礎上，古代共和獲得了全新的、強大的生命活力，終于經過創(chuàng)造性轉換、發(fā)展成為現代共和。

　　鴉片戰(zhàn)爭后外國資本席卷而入，本土的官僚資本、民族資本也繼之而起。在原本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自然經濟解體的同時，工商、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領域中一批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yè)逐漸發(fā)展起來。中國經濟結構的多樣性、多元性不斷強化。資本主義不斷生產、再生產特定的生產關系，包括此前所沒有的新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的出現，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也使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fā)生深刻變化。經濟社會的新特質體現在政治上就是，既不能再像以往那樣有效遏制商品經濟，也無法再繼續(xù)“收天下之利以出于一孔”的皇權統(tǒng)治，已經是空前的孤立和缺少底氣了。且不論對外戰(zhàn)爭期間絕大多數人民對皇帝及其政府命運的無動于衷、麻木不仁，即便在官僚士大夫階層中，與之貌合神離甚至心懷異志者也不乏其人。

　　近代中國主要社會矛盾、基本政治格局都發(fā)生了急劇且深刻的變化。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面對矛盾，中國社會的各主要階級紛紛登場，都希望按自己的主張重塑社會和國家。農民階級發(fā)動中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農民戰(zhàn)爭，盡管“除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未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并最終走向覆亡，但客觀上還是揭開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序幕，且極大地動搖了皇權統(tǒng)治的基礎和權威。地主階級開明派、資產階級改良派希望帝國中興，但無論是搞洋務，還是推立憲，都拗不過腐朽王朝的自私、任性與專橫。于是其后東南互保就成了洋務派無奈的選擇，而不少改良派最后也只能轉向與革命派合謀。1911 年，辛亥革命勝利，腐朽滿清王朝、兩千多年專制帝制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民國、共和政治。辛亥革命是空前偉大的革命，它是中國社會矛盾、政治格局深刻變化的結果，它的成功端賴于此前各進步階級接續(xù)的努力。

　　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tǒng)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現代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給后人最寶貴的政治遺產。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先驅的努力下，共和價值更加深入人心，中國革命的導向也逐漸清晰起來。此后，國權或可被竊取，但人民對皇權的厭棄、對共和的擁護卻再也無法撼動。中國確曾發(fā)生過兩次短暫的帝制復辟。較之歐洲革命后王朝復辟持續(xù)之久、為禍之烈，它們來得就很不成氣候。原因何在？人民對暴政獨裁的慘痛記憶使然，要實現千年理想的堅定意志使然。反復的革命，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地喚醒、強化了中國傳統(tǒng)的共和精神，并有力推動它去實現融會自身與現代價值的根本嬗變。

　　變化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以現代民主來豐富和發(fā)展傳統(tǒng)共和，使其對于公天下、多元一體的理解從皇帝一統(tǒng)以及君主民本的窠臼中解放出來，使人們不再被動消極地去幻想皇帝的開明、仁政和寄望于皇權的謹慎、克制，而是轉向堅決摒除皇帝與皇權、主動積極地主張和維護自身權利。對于太平天國的“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孫中山曾提出批評，他努力融會貫通中西政治文化，創(chuàng)造性建構出“三民主義”的體系、綱領，并且堅定地付諸革命實踐。作為集大成者，孫中山先生及其政治思想是以近代進步思潮為基礎的，既吸收了太平天國對舊制度的控訴和批判，也吸收了改良派對“中體西用”的批判以及對于人權、平等、自由和獨立原則的理解和闡發(fā)。這些都觸及深層次的世界觀、思維方法，都系統(tǒng)影響并深刻重塑了人們的政治觀。概言之，反對皇帝及其獨裁暴政，這已是近代中國各進步階級的基本共識，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它們或自發(fā)或自覺的共同行動。二是在傳統(tǒng)共和價值中引入現代民族主義的元素，轉向更多地出于共和思維來看待國內族群關系，從而將傳統(tǒng)共和發(fā)展成現代的民族共和。就文化立場而言，古代中國“進則華夏、退則夷狄”的觀念本就易于促成一種良性的民族關系。然而階級社會中宗法制度連同獨裁暴政勢必會帶來民族壓迫。譬如清朝，它傾力編織也出色維系了高度大一統(tǒng)的國家體系，這些終究還是要服務于其狹隘的目的，尤其是“入關之初，清朝曾一度實行帶有族群歧視色彩的武力征服，激起當地士人和百姓的強烈反抗”。這也是太平天國、革命黨人排滿革命的重要原因。晚清中國已呈瓜分豆剖之勢，又反而激發(fā)出了國內整合族群、共御外侮的社會意識。梁啟超較早引入現代民族主義，提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概念，匡正了革命黨人早期只要光復漢人天下的偏狹意識。短短十多年，“五族共和”就成了全國上下的普遍共識?？偟目?，民族共和雖表面上看來是由異族侵略、列強擠壓而成，但其本質上是中國人民聯合起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產物，是各民族人民命運共同體意識充分覺醒的結果。

　　由于歷史的、自身的局限性，對于上述民主共和、民族共和的問題，連同更根本的民生問題，民族資產階級都只是大體上辨別了方向、提出了主張，并沒有在革命中予以徹底解決?？偟膩砜?，空前嚴峻的時代挑戰(zhàn)，以及深刻變化的社會矛盾，從根本上重塑了中國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也決定性鎖定了傳統(tǒng)共和歷史演進中的方向和路徑。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民主共和、民族共和的重鑄

　　盡管近代中國革命早已展開，但對其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及目標、任務真正有了充分自覺的，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意味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實現新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人民完成中國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原因在于其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并不斷結合新的實際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從而牢牢掌握了強大的真理力量。在舊階級、舊政黨已無法繼續(xù)深入推進革命時，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科學的革命綱領、找到了現實可靠的革命力量，并最終領導人民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革命道路。這一道路直接通向的第一個階段性目標，就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實現人民共和。

　　作為矢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性地開啟了將公天下、共和傳統(tǒng)同科學社會主義有機結合起來的歷史探索。它把舊民主主義革命提出的民主共和、民族共和進一步推向深入發(fā)展，在建構出人民共和價值體系的同時，也成功地動員和組織、不斷地發(fā)展和壯大了民主與共和政治的新的基礎——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什么？這個問題必須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看。它應當是共產黨領導的、致力于實現無產階級以至全人類徹底的自由和解放的特殊政治聯盟。在不同時代，出于實現不同戰(zhàn)略目標和任務的需要，聯盟對各階級、階層、政黨、集團等采取不同策略，以盡可能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必須強調的是，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就無所謂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政治聯盟，譬如著名的“合縱連橫”，但不好說它就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又如西方資產階級在國內外政治中都有復雜多樣的政治聯盟，卻也很少自謂統(tǒng)一戰(zhàn)線?？偟目?，科學理論的指導、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以及整體上不斷趨向“自由人的聯合體”的一致性和進步性，這些應當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最基本的特質。也正是這幾方面的特性，從根本上塑造了中國共和的新主體、新形態(tài)。

　　真正發(fā)現人民及其力量，創(chuàng)造性提出并堅決主張和實現人民的共和，這是中國共產黨最終成為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的關鍵所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發(fā)展和壯大，同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范疇的理解和把握是直接關聯的。何謂人民？這是共產黨出現前一切舊階級、舊政治力量普遍無感或無知的問題。自近代起，“人民”被廣泛使用，多與公民、國民混同而泛指全體社會成員。在古希臘、古羅馬，它曾被用以統(tǒng)稱奴隸主、自由民。在這里，人民系與敵人相對的概念，當然不包括奴隸在內。中國古籍中“人”通“民”?！懊瘛?，《管子 ? 小匡》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廣雅》曰“民，氓也”，所謂土著者曰“民”，外來者曰“氓”，其中明顯有人我區(qū)分的意味。當人、民并舉時，則或泛指人，如《韓非子?五蠹》提及的“上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眾”，又或特指平民、百姓，如《周禮 ? 地官司徒 ? 大司徒》中提到的“其人民之數”。整體看，在古代中國，所謂人民即是境內人群的集合，也是與君、官相對待的群氓。及至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政治精英雖從西方引入公民、國民概念，但其對人民的理解卻并非更加高明。譬如孫中山，他就曾將人民分為先知先覺者、后知后覺者以及不知不覺者——其實，類似的說法孟子很早就闡發(fā)過了。

　　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人民群眾是理論和實踐的主體，是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是歷史的主人。無產階級贏得自身解放以至全人類解放的第一步，是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反動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民主政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立場是人民立場，這是其有別于其他政黨的關鍵。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自覺擔當起領導新的民主革命、新型政權建設的使命。具體到中國共產黨，它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忠實秉承馬克思主義人民主權思想，長期致力于將其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最終將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化為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盡管如此，在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也較少使用人民概念——雖然其早在二大宣言中就曾明確提及“聯合戰(zhàn)線”“中國人民”。原因是，早期年輕且?guī)鷼獾倪@個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解和把握還不夠直接和深入。在這方面較早作出突破性貢獻，并使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后來臻于爐火純青之境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尤其重視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尤其重視深入群眾、走好群眾路線。早在1926 年，他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工業(yè)無產階級，同時也鮮明地提出了革命中的“敵我友”問題。1935 年前后，毛澤東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人民”概念，并不斷提及人民共和、人民民主。1935 年 12 月，他講：“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里原來就包括了的……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yōu)槿嗣窆埠蛧！?939 年，他強調，“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勝利后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睆?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到 1945 年的《論聯合政府》，毛澤東一直在深入探索如何建構新型國家政權，特別是這個新政權基礎何在的問題。1948 年底，國民黨蔣介石獨裁敗局已定，毛澤東首次公開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 1949 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他號召推翻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并且明確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p>

　　毛澤東一開始就是也始終都是從民心向背和力量對比的角度、從聯盟政治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角度，來看待、分析革命與建設問題的。他對于人民范疇的探討，也遵循了同樣的理念。后來到了陜北，面對年輕的胡耀邦，他就脫口而出道，所謂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其實，這是在說，政治就是人民的政治，就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不同時期，這一認識在黨內得以不斷深入、完善，逐漸成為普遍的共識。大革命時，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組成國民革命聯合戰(zhàn)線，壯大了民主革命力量。但也因黨放棄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領導權、未直接掌握武裝力量等原因，黨的事業(yè)、民主革命遭受嚴重挫折。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由于在基本路線上又犯了“左”傾錯誤，搞關門主義、片面強調“純而又純”，黨領導的紅色政權、武裝力量甚至整個中國革命一度陷入危險境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實現了黨內思想、政治上高度統(tǒng)一的基礎上，黨制定并執(zhí)行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統(tǒng)戰(zhàn)策略，高舉民族的、民主的偉大旗幟，爭取到最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有力打擊了國內外敵人。黨的正確領導，以及它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嫻熟運用，使中華民族更加向心統(tǒng)一、中國人民更加進步團結，終于迎來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

　　國家、政府與軍隊必須體現“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毛澤東、共產黨人在反蔣革命斗爭中反復強調的政治價值，它贏得了一切革命進步力量的認同和支持。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和領導這些力量協商建政，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時，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規(guī)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明確了國家的國體、政體以及單一制的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同時明確人民政協是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應包含各階級階層、各族各界等一切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1954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并制定了憲法，明確要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前述的基本精神、相關原則也得到了它的確認。今天回過頭來看，當時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國體、政體和國家形式的選擇，都充分彰顯了黨和人民對于共和精神的承繼與追求。

　　通過以國民革命聯合戰(zhàn)線、工農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來推動中國革命發(fā)展，中國共產黨逐漸深化了對于人民的政治本質的認識，也不斷拓展了中國人民的外延。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統(tǒng)一戰(zhàn)線把各族各界群眾以及一切革命進步力量都納入人民范疇。這就從根本上重鑄了近代以來中國民主的以及民族的共和的基礎，使之進一步升華并有機統(tǒng)一于現代新型的、中國特色的人民共和。

　　四、新中國成立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發(fā)展及其對于人民共和事業(yè)的價值

　　革命年代，為維護國家獨立與自主、民族自由與解放，民主革命、民主建國是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yè)。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國家統(tǒng)一與富強、民族團結與復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國人民新的共同事業(yè)。中國人是天然的社會主義者。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天下為公”“大同之世”的共和理想同科學社會主義先天契合、高度親和。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且祛除了傳統(tǒng)共和理想的空想性，找到能真正實現它的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道路。那么，走通這條路、實現現代化，自然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共同事業(yè)。

　　共同事業(yè)離不開共同奮斗，共同奮斗離不開民主保障。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應然的內容。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再到毛澤東、鄧小平，共產黨的領袖們反復申明，沒有民主就沒有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fā)展，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民族復興都是長期的事業(yè)，都必須有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對于領導這一事業(yè)的中國共產黨的高度信任和一貫支持，以及其對于社會主義的長期信守和積極貢獻，因此必須始終不斷地通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來集智、凝心、聚力。處理好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聯盟內部的關系尤其關鍵。最好的、唯一正確可行的選擇，就是平等協商合作、充分實踐民主。

　　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民主實踐中舉足輕重。新中國成立后，從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到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向都把民主同大團結、大聯合直接聯系起來，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直接聯系起來，都以維護和鞏固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向心團結的共同體作為民主的直接目的。改革開放后，中國民主的基礎越來越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已逐漸從此前的“階級聯盟”轉變?yōu)槿w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tǒng)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無論是在本質上還是外延上，我們確乎可以把這個聯盟視同為中國人民。這個聯盟空前廣泛，其結構和成分也空前復雜，參加聯盟的各族各界群眾、各方面政治力量都有其獨特的權利和政治訴求，但同時也都為著共同的理想而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國人民的這一結構特征，直接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這個一致性與多樣性有機統(tǒng)一的、空前廣泛和強大的政治聯盟內部的共和的民主。

　　因何會是共和的民主？其實一開始，中國人就更傾向于以共和的思維、形式來建構和實踐自己的民主。共和本意是反獨裁，反對以政權、以國家為私產；民主本意則是反專制，反對任何排除、排斥政治參與的統(tǒng)治。一直到近代，中國政治都對反獨裁、反對私天下更感興趣。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打出了民主旗幟，但若審視其實踐內容，卻主要還是打倒獨裁——皇帝的或軍閥的獨裁。即便新民主主義革命，其重心仍是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tǒng)治。而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所以能不斷凝聚、壯大起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國家、政府和軍隊“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主張深孚眾望是非常關鍵的。換個視角，即便相對于人權本位的、基于政治市場選舉競爭的西方“多數決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人民民主仍以鮮明的民權（社會）本位、協商治理的內容和過程而更凸顯其共和氣質：不僅尊重多數的意愿，也照顧少數的合理要求；不僅代表社會整體的、根本的利益，也反映不同階級階層、社會各方面具體的利益訴求。這里要指出的是，共和的民主畢竟是一種民主，作為民主，它在保護權利、擴大參與等方面總有其無可替代的特質——這也是中國的民主建設始終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要廣泛借鑒現代政治文明成果的直接原因。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方面、關鍵內容，中國的民主更加突出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本色。在中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是有機統(tǒng)一、互為條件的。正如黨的領導要以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為前提、依法治國要以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為前提一樣，人民當家作主也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法治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在協商政治和民主集中的基礎上形成統(tǒng)一、明確的人民意志，并以黨的主張的形式體現出來。法治是優(yōu)質民主必要的保障。黨的領導、權力的運行、權利的行使都依法依規(guī)，民主才能落到實處，才能高效、有活力。法本身是國家意志、人民意志的統(tǒng)一。只有依法治國，人民具體的權利和政治訴求，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黨的主張，才能在黨的領導下體現到和落實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

　　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一是依靠人民來掌握國家政權，二是說服人民堅定跟自己走。前者訴諸的是權力，后者訴諸的則是權威。權威是成功的說服?，F代社會中，應當也唯有基于此種說服，統(tǒng)治才更具有正當性。通過綿密、持久、廣泛、深入的群眾工作特別是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引領的同時，在最廣泛的政治聯盟內部實行全過程的民主特別是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fā)展，時時處處事事同廣大人民群眾商量，這是中國共產黨能成功說服人民并形成高度的政治權威、長期執(zhí)政并擁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礎的根本所在和關鍵所在。社會主義是全新的、長久的事業(yè)，不是一黨一派的事，也不是朝夕可竟的事。社會主義也不像資本主義那樣，可以從舊社會形態(tài)的母體中自然孕育、發(fā)展成熟。它必須先依科學的理論建構出理想的藍圖，然后才能按圖施工并不斷發(fā)展、完善起來。如此就離不開共產黨，離不開共產黨對國家、社會生活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正確領導。同樣，這也就離不開新型的、共和的民主，離不開由它所保障和規(guī)范的黨和國家同人民之間全過程協商治理的民主實踐。新型民主能夠確保實現黨的長期正確領導，黨的長期正確的領導才更富于權威，黨更富于權威才能驅動權力更有效運行，才能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國際共運理論與實踐的發(fā)展，特別是其經驗教訓都充分表明，社會主義事業(yè)應是一個越來越廣泛、越來越鞏固的共同體的長期的事業(yè)，這個事業(yè)永續(xù)發(fā)展的關鍵是共產黨的領導、是共產黨長期正確的領導。只有領導人民走出一條成功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共產黨才能永葆其純潔性、先進性，才能不斷壯大和鞏固同盟者的力量、真正贏得并長期守住民心，才能長期領導國家和社會建設、把社會主義堅持到底。具體到社會主義的中國，黨的領導、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民主政治之間有著天然的緊密關聯。一方面，中國人民要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就必須長期堅持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不斷鞏固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壯大中華兒女最廣泛政治聯盟的力量，不斷強化國家的統(tǒng)一、民族的團結。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唯有始終扎根人民群眾、自覺接受民主監(jiān)督，始終服務人民當家作主、真正與人民生死與共，才能長期有效地維護最廣泛政治聯盟的團結統(tǒng)一，才能吸引各族各界群眾和社會各方面力量堅定不移、始終不渝地團結在自己周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人民共和的偉大事業(yè)永續(xù)發(fā)展、牢不可破。

　　綜上，中國民主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和深刻把握了深蘊于這一過程中的基本的價值、基本的規(guī)律。長于、善于“兩個結合”，以人民至上的原則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態(tài)來推動革命、建設和發(fā)展，中國共產黨自覺地遵循、創(chuàng)造性重鑄了中國的共和傳統(tǒng)，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法的精神”或曰憲制原則充分體現在人民民主的政治體系、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才有今日中國生機勃勃的新型民主實踐和政治文明創(chuàng)造。依靠人民來掌握和運用權力，以及說服人民以形成和鞏固權威，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論和實踐中彼此貫通、有機統(tǒng)一的兩個方面，它們一起構成直接驅動新型的共和的民主——中國人民民主的政治實踐過程、歷史發(fā)展進程的動力機制。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繼承并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中國傳統(tǒng)的共和價值。同時，它本身也成為中國人民 / 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自覺形成、不斷發(fā)展的政治形態(tài)和組織形態(tài)。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tǒng)戰(zhàn)理論教研部主任、教授）